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①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文化自信来源于稳固的核心价值观；二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并且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形成。报告中的这些提法，不仅是面对新形势所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是在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近四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始终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方法与话语体系，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与中国精神。在此，我以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探索与建立的过程，便是此种追求的一个缩影。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几乎都受益于西方理论方法的启迪，借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与学科规范来归纳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成为中国学人的基本学术操作模式。拿来固然有益，但也会造成失去自我的焦虑，因为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势必造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简化与损伤，因而中西之争长期困扰着中国文学研究界。但是在百年之后，应该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而超越中西之争的纠结，以弄清历史为目的，以解决问题为指归，吸收人类各种思想资源，创造出自身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可是检点一下中国目前所建立的学科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话语，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所创立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无疑属于这少之又少的中国学者自己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学科以及相配套的理论方法，因而也是弥足珍贵并具有示范意义的。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的创立和学科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回顾一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形成过程，对当今学界的学科建设也许不无价值。从中国当代学术进程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产生似乎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建立之后，学界始终在长期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理论方法更有效地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实践。比如西方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板块，尽管也承认三者是有关联的，但在学科划分上依然界域清楚。但在中国学界，首先就突破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边界，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讨论，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交叉浑融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打通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被学界所不断提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程千帆和王运熙二位先生。程先生提出了既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也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的主张②，王先生则秉承郭绍虞先生的学术方法，认为研究古代文论应该具备文学史的扎实基础，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③。而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则又有所拓展，开辟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总体上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首先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学术的原创性。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学术路径，其核心乃是将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整体的观照，并追踪主要思潮的消长起落并探讨其复杂成因，因而带有鲜明的史学品格与文学审美的意味。以前的几部思潮史著作则大都是对于文艺思潮而非文学思潮的描述，而且多从理论批评着眼，就拿同名的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来说，作者不仅文艺并举且多从理论批评立论，而且基本格局皆从宏观入手，即南北地域之差异，实用娱乐、文艺至上和仿古低徊的三大文艺思潮之变迁，儒道两大思潮之影响，创造主义和仿古主义之创作态度，以及达意主义、气格主义和修辞主义之表现方式等。这些概括是高度抽象的且不乏启示意义，但与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的研究完全不是同一层面的内涵。从学科产生的理路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乃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机融合之后而推出的新的交叉学科，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推进和学科建设的合理性扩展，而其前提则是为解决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今中国如何延续的时代问题。任何学术的原创性都是因解决自身时代的问题激发而提出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当然也不例外。 其次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它有自己的研究目的，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而弄清本民族文学思想的传统，从而进行有效的文学思想观念的历史还原。它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创作倾向和理论批评的观念结合起来进行思想观念的提炼，力争还原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状态。它有自己的学术特点，将文人心态的考察与文学观念的变迁结合起来，弄清文学思潮发生、变化、衔接的来龙去脉，将个体的文学观念置于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展开。它有自己的学养需求，即扎实的国学基础、良好的思辨能力和敏锐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这些相关因素组成了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系统理论与方法，从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中国文学思想史并不以弄清文人心态为目的，更不去关注文人的个体心态，它主要是为了考察文学思想产生和变化的各种社会文化原因，才去关注文人心态变化的，它更重视导致文学思潮变化的文人群体心态和主要倾向，而对于差异和细节往往较少留意。因此，要有效地开展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具备相关的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这也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特征，因为有效的学术研究必须与专业人才的严格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三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有效性。此处的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解决学科自身学术问题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由于采用了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新研究路径与通过文人心态探讨文学思潮变化原因的独特方法，从而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的对象，并更加真实地展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内涵与发展轨迹，从而将对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显示出学科自身的学术活力与巨大创造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相关学科提供方法论的借鉴。比如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音乐思想史、中国书法思想史、中国美学思想史等学科领域，均可采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概括其相关观念范畴。对于这些学科，理论的表述固然是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但是，绘画作品、音乐曲调、书法实践，甚至大量的艺术活动，都是其各种观念下的产物，从中当然可以总结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并通过创作心态的考察而追踪其思想观念产生、变化的复杂原因。文学思想史当然有其自身语言艺术的特殊性，绘画、音乐、书法也有各自的特殊媒介与表现方式，要真正进入这些研究领域，必须拥有专业的修养甚至相关的艺术技能。但这些以审美为目的的学科群，它们在审美的体验与心灵的沟通，理性的概括与感性的体验方面又是颇为一致的，因而其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