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与现代文学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学术讨论，虽然已颇有声色地展开，但各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明显存有很大的差异。其最根本的分歧点，归根结底仍是思维判断的价值尺度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代文学而非现代文学”这一命题，其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或价值尺度，就是“现代意识”的生成与确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适用于这一法则。那种以时间概念来确定文学性质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目前，我们学术界所频繁使用的“现代意识”概念，就其基本内涵来看，实际上是属于西方的“近代意识”范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现代意识是近代意识的持续深化与合理发展。近代意识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世界以其残酷掠夺的手段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但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的矛盾，诸如阶级矛盾的加剧、民族矛盾的加深、人被物所异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等社会问题，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深切忧虑与反思，并直接促进了以泛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意识的形成。体现在文学方面，批判社会的堕落、呼唤人性的复归，便成为时代的主流，并造就了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世界文学大师。现代意识是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是20世纪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随着本世纪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方式中解放出来，不仅享有精神上的高度自由，而且拥有更多的精力去探索宇宙太空和反省人类自身，从而产生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与近代意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近代意识所关注的是人的外在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和参政民主权等），现代意识所关心的是人的内在追求（精神需要、人格实现、个性独立等）。现代意识在文学方面的直接体现，则是突破了单一的社会批判模式，进而走入人类灵魂的深处，从人性复杂多样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人类社会行为的动因。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随之应运而生，并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主导性思潮。 由于现代意识是现代世界复杂多样性的产物，那么以现代主义为动力的现代文学，则无疑是现代意识的一种折射或反映。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并未真正进入到人类现代意识的层次，也不具备其所谓的“现代文学”形态。它作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产物，基本上是处在近代文学的领域而散发着近代人文意识的气息。其中有两个显著特征，表现得格外突出。 第一，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学告别封闭的古典形态，向世界现代文学过渡和转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不可能一下子翻身变成现代文学，必须遵循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客观规律，选取近代文学形态作为中介。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它的社会内涵明显大于它的审美价值；文学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而存在，而是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这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五四”前后，出于反封建的社会变革需求，文学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启蒙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的艰巨历史使命，从而造就了一批像鲁迅先生那样的“对灵魂拷问得深”的一代文学宗师。以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五四”时代的进步作家，他们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彻底批判，其本质上无疑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工业化革命的全面启动而制造舆论和扫清障碍，与17世纪西欧文学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虽然鲁迅等人并未亲身参与或经历工业化革命的历史进程，但却敏感地意识到了这股世界文明风暴的势不可挡，所以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先驱者。30年代至建国前，中国的工业化革命同时面对着两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一种是因为工业化自身所导致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一种是由于西方向中国大量倾销工业革命的成果所导致的民族矛盾、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了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创作主题。而这种主题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也正是西方以泛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意识在中国的翻版和演绎——争取全社会的生存权与全民族的发展权为人道主义的首要前提。茅盾先生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正是由于符合了时代的这一客观需求，因而成为文学的主流意识和艺术精品，备受文学史家的青睐和推崇。建国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日趋稳定，工业化革命的进程也随之加快。但是，由于人们对于工业化的认识不足和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其结果是以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取代了对现代社会的理性认识，以传统的英雄崇拜取代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最终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反而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因为受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制约，所以建国三十年来的文学，基本上也不具有现代文学的品格。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文学服从了这一时代大局的需要，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的二十年，所涉及的题材和主题，除了反思封建传统对于人们的思维束控之外，对于转型期社会浮躁心态的揭示和表现，我们都可以从19世纪西方文学中寻找到同样的痕迹。尽管新时期的作家们声称进入到了创作主体的自由空间，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背景文化的支撑，加之政治意识形态的隐性影响，他们还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听将令”，“做遵命文学”。这绝非强加，乃历史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