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教育议程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露茜,福建福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编辑,博士,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与教育政策分析,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以领薪水为生的白领构成了美国的新中产阶级,它以组织形式上的科层制、以文化上“数字意识”为代表的技术理性、以经济上“消费就是一切”的“消费前卫”态度、以政治上的“疏离”与“冷漠”的“后卫政治”姿态为典型特征,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心理,成了以教育政策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政策的源头之一,对教育的组织制度、知识内容的筛选、教学过程的建构、教师资格的认定以及整体教育改革的走向发挥了巨大的“向心力”作用。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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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4)05-0013-10

      20世纪是美国新中产阶级崛起和飞速发展的时代。有学者将其称为“白领薪给集团”,也有学者称之为“白领雇员集团”,他们作为社会存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并影响了社会的文化。关于新中产阶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教育学、管理学都已有诸多论述,此处便不一一赘述。已有研究大多从教育与社会分层、教育与社会流动、中产阶级与教育消费等方面讨论美国的新中产阶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而形成了许多关键词,比如“文凭社会”、“趣味区隔”、“文化资本”等。而本文将从梳理美国新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出发,来论述在其影响下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教育诉求,以及在实践教育政策文本中的体现。

      一、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①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在学界是存在争论的。最早提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从社会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出发,指出“中产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富农、律师、医生、牧师、学者等,中产阶级的主要社会职能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一旦失去中产阶级,或者说大批中产阶级落入社会下层就会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引发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和中产阶级群体的缩小,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②

      在马克思之后,许多学者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概念进行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派学者的观点:一派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将所有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或者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和薪水的人群都归结为无产阶级,即他们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不断消亡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们在本质上等同于“无产阶级”,他们将会成为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整体社会的“无产阶级化”。③另一派被称为“修正派”,以伯恩斯坦为代表,他们赞同德国经济学家、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施穆勒的观点,首次将包括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在内的整个“薪金雇员”阶层称之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马克思所说的“老中产阶级”衰落而带来的问题,“新中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化和“新中产阶级”的日益扩大化,实际上代表了工人阶级内在的分化与经济条件的改善,因而资本主义并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剧烈对抗,相反“新中产阶级”成了社会对抗缓冲带,并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日益稳定。④由此可见,机会主义与修正派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薪金雇员”阶层的归属问题,即他们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一员。

      而首次全面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他在《现代薪金雇员问题》与《新中产阶级》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观,将“薪金雇员”阶层排除出无产阶级,认为“薪金雇员”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并且这一阶层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扩大。在莱德勒之后,“中产阶级”的话题就成了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诸如此类的著作包括《中产阶级的神话》、《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地位诉求和政治取向》,其中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成了研究“新中产阶级”最为重要的著作。而米尔斯所定义的“新中产阶级”的概念——新中产阶级即以领薪水为生的白领——也是本文所使用的概念。

      在米尔斯的研究中,他区分了美国的“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认为在美国并不存在欧洲式的、严格的、以“血缘”为根本的“秩序”、“身份”与“权力”的区隔,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与“农民”。在美国,富饶的耕地以及充分的耕耘机会孕育了美国式的“中产阶级”,也就是私人小企业主。他们占有小土地,信奉个人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与杰斐逊政治理想的最佳结合。⑤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的推进,资本的大量集中与垄断的出现,大公司制的盛行,洛威尔制⑥的推广;标准化、专门化的生产线模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方面降低了对工人多样化技能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对标准化管理的要求,私人农庄逐渐整合成了商务管理的实体,“管理社会”⑦开始出现,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浪潮,小土地不断被兼并,这把原有的私人小企业主推入了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以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为生,而以靠出卖知识、技术、服务来谋生活;或者说“操‘家伙’的人越来越少,而与人和符号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们所不沾手的一件事就是制造东西来谋生;他们依赖那架对制造东西的人进行组织和协调的社会机器谋生……协助某些人制造出来的东西转化为另一部分人的利润……监督着实际的制造工作并记录完成了的事情……他们提供技术和个人服务,同时教授其他人他们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以及其他所有通过教学传授的技能”⑧。因此,与其说美国新旧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不如说新中产阶级区别于旧中产阶级的最大特点是“职业”的转变——从靠操“家伙”到操纵“符号”和“人”,从靠“资本”和“土地”到靠“智力”、“组织”、“协调”社会机器的职业来获得直接的收入。并且,这一群体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中产阶级雇员从75万上升到1250万;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老中产阶级增长了135%,雇佣劳动者增长了255%,而新中产阶级增长了1600%。⑨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美的最富有阶层约占社会总人口的6.7%,社会下层约占6.2%,其余的87.1%都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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