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创新。我想，讨论这个问题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二是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下的教育，培养怎样的人至关重要。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年以前华罗庚教授在武汉洪山礼堂作的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了一个故事，说在推广优选法时，有一位同志对他说：“华老，我已经做了几十次试验，没有成功，但我决心把这个试验做下去，一直做到成功为止。”华罗庚教授十分幽默地答道：“决心不决心在于你，成功不成功在于它。”这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说明要把优选这件事做好，不光是一个决心问题，需要起码的素质作基础，还需要正确的方法作引导。一个具体的优选问题如此，何况一个民族的创新呢？这就是我在这里讲的素质、方法、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提高素质，让人们能驾驭知识，把握机遇，具备发展自己的功底和基础；需要掌握方法，让人们更快地获取知识，扩大知识面，具备灵活应对的能力。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学生的创新，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创新。 一、我们处在知识不断创新的时代 当今，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形成。它带动着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决定着未来的经济走向，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必将占有主导的地位。这表明，知识经济时代已日益向我们逼近，人们进一步感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明白，这个时代具有什么根本性的特征。当知识与一定的权位相联系时，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当知识与一定的就业机会相联系时，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千军万马应试的奇观；而一旦知识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知识创新将由人们的一般追求，发展为残酷的集团竞争与国际竞争。虽然知识是唯一在使用中不被消耗的资源，但要形成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创新，而不是不断复制。创新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创新即生存。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根本特征，创新是支撑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二、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教育 既然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教育能否适应这个时代，能否引导这个时代呢？这就要反思我们的教育。 中国教育有着精深的理论，也有着丰富的实践。中国有这么多人口，举办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国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才，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这是中国教育的成功和骄傲。 但是，中国教育也存在十分突出的缺点。主要表现为：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复制有余，创新不足。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活力，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今天这个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其不良后果尤为明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以其亲身体验讲到：“西南联大教会了我严谨，西方教会了我创新。”（注：清华大学学生处、团委：《世纪呼唤——全面素质大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清华大学教育思想讨论资料》第12期，1998年1月1日，第3页。 ）正是这十分重要的两点，为他登上诺贝尔领奖台奠定了基础。而这基础中的第二点却不是从中国得到的。 其实，对中国教育的不足，毛泽东早有告诫。他批评旧的学校“消磨个性，灭掉性灵”。他不大迷信书本，强调书本之外另有天地。他一贯提倡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教育的改革，他强调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应当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有了这种眼光，站到这种高度，我们就没有理由坐在“成绩”的功劳簿上止步不前，就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辟新的教育，迎接新的时代。这新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提出了六大解放：“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注：陶行知：《民主教育》，《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325—326页。） 在这日益逼近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怎样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呢？无疑，陶行知所强调的六大解放和毛泽东曾提到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9页。）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然而，创新并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基础，需要条件。这里，我想就新的时代关于知识积累和增长的特点谈一点促进创造力的思路。 当今世界的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有两大特点：一是积累多，知识量大，多得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二是增长快，发展快，快得千变万化，日新月异。多了怎么办？办法就是选择、比较。选择最基本的，比较最重要的，并力求把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心理品质，这就是素质，这就是功底。快了怎么办？办法就是要讲究方法，要灵活多样，尽可能快地获取知识，扩大知识面。有了素质作基础，有了方法作引导，然后确定一个专攻领域，我们就可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发展。 三、素质教育着眼内化发展，强调学术功底与为人品质 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中国人并不重视知识，也不重视知识分子，曾有许多好的人才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到“文革”中，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臭老九”成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读书似乎是一种犯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有所认识。邓小平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也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才认识了知识的重要性。紧接着，人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光有知识够不够？当然，知识本身还有质量与结构、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过去我们按苏联模式，专业弄得很窄，后来我们自己又在中学过早实行文理分科，分得学文的不懂理、学理的不懂文，从中学开始就为人们准备发展的一半设置了障碍，又限制了人们向另一半发展的可能性。加之，如果传授知识时不注意开启人的智慧，反而压抑人的智慧，学习知识时不注意联系实际思考、分析，反而越学越死，这就有问题。于是，在80年代初，能力问题被提了出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对中国学生而言，常常在考试上不比别人差，但解决实际问题时，却时常不如别人。这就是所谓的“高分低能”现象。于是，能力训练，特别是思维能力和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训练，受到了教育者和学习者的重视。这应当是一个进步，一个不小的进步。在中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太重了，以致常常重到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地步！这种重智慧、重能力的呼声，给了读书人一个正确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