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的理性选择理论家对从特定案例中汲取详细证据这一研究方法越来越有兴趣。在目前已经非常有影响的《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①一书中，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及其合作者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工作“被一种解释特定事件和结果的愿望所推动”。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努力看成是对“表意传统”(ideographic tradition)的一种贡献，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对显现在特定时期或背景中的事件的深度调查”。而且，约翰·鲍温(John R.Bowen)和罗杰·彼得森(Roger Peterson)在其主编的《政治与文化中的关键性比较》(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一书中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努力希望发现理性选择理论与人类学二者之间的关联。这本编著的作者们被一种“对描述和解释‘实证丰富性’(empirical richness)的共享的承诺”联系在一起。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探索理性选择理论如何可以从人类学中借鉴知识并因而“充分地描述世界，展现其复杂性和变化性”。 通过这种对人类学方法的强调，理性选择理论家将其讨论的重心重新集中到长期以来一直与比较方法——如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的《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中的主题——相联系的学术传统上。例如，这些理论家们重新呼吁一种小样本研究设计(对有限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指出，小样本案例可以在针对那些经验难点和实质问题的基础上被选择出来，即便这一点意味着某种“因变量驱动”的研究。同时，理性选择理论家强调对高度相似或高度异质案例的深度可控比较，也强调那些将变量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分析和机制分析的意义。与这些各种各样的关切联系在一起，新的理性选择文献还强调调查者要通过“阅读文件、查找历史档案、访谈和调查二手文献”等方式，将自己浸没在所研究的案例之中。 可能最显著的是，这些文献在系统地弱化演绎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又显著地提升了分析性归纳在研究中的作用。贝茨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中呼吁，希望在理论与证据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分析者可以根据其案例的实际历史状况来重塑其初始理论。通过这种方式，“理论被案例材料所塑造”。同时，在这种研究中，理论普遍性与经验有效性的平衡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对经验事实的正确把握也是这一研究所强调的重点。 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些新方向上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比较方法和小样本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说，理性选择理论家已经在倡导小样本分析者所长期坚持的一些研究倾向：这些长期倾向不仅包括对小样本和解释特定结果的关注，还包括在演绎和归纳研究之间、在理论发展和历史细节之间进行平衡的努力。 然而，如果说新的理性选择研究正在全身心地拥抱比较方法和小样本分析，那可能也是不正确的。更合适的评价是，理性选择理论家仍然习惯用模型和形式推理来解释事件。虽然他们已经放弃了追求普遍性理论的可能不太现实的目标，但是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下证明社会世界是如何被模型化的。这一点将他们与传统的比较方法的倡导者区别开来。传统的比较方法论者不一定会认同理性选择的模型分析。实际上，理性选择分析者把他们的新路径看成是形式理论与比较方法的新综合——一种“两个世界的优势”(best of both worlds)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对在律则式分析(nomothetic analysis)与表意式分析(ideographic analysis)、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下面的观点：近期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分析的接近是比较政治领域中一个有益的发展。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困难——它的倡导者和批评者都清楚这一点——便是学者们对发展模型关注太多，以至于他们不能告诉我们那些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真正有用的东西。可以论证的是，美国政治领域便经历了这样的问题：一个相对局限的研究领域被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特定标准所推动而向前发展。相比而言，比较政治中的理性选择学者试图通过使用比较方法去抵制这种倾向，并尝试更多地去关注政治本身的实质性内容。 同时，我对将理性选择理论和比较方法这“两个世界的优势”综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表示一点保留意见。比较政治逻辑和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之间存在真正的紧张关系，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不能被弱化，也不能被忽视。从极端的意义上讲，理性选择理论会通过减弱对严格假设检验的关注或为归纳研究的有效使用设置障碍等方式，对比较方法的一些核心优势产生破坏性的作用。然而，如果理性选择理论家继续把重点放在挖掘比较方法的传统特征并较少考虑一些模型发展的话，那么我会倾向于认为，前述的紧张关系在未来会得到缓解。 在本文中，我会关注近来理性选择研究与比较方法相关的一些议题。我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些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实证观点。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这些实证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本文希望关注在其他地方已经出现的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