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的价值诉求和理论局限

作 者:

作者简介:
卢朝佑(1969- ),男,江西赣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云南师范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扈中平(1954- ),男,重庆梁平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出现解放教育学、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边界教育学、革命的批判教育学、务实的批判教育学、转化教育学、批判生态教育学、三棱镜式批判教育学等不同形态。其形态尽管各不相同,但也有共通之处。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以启蒙和解放为旨趣,通过霸权意识批判、建立厚民主对话、构想教育即解放,追求从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到自由的解放,把人类从各种压迫、异化与贬抑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建立一个确保人的解放的社会。然而它仍然存在陷入批判性话语的困境,缺乏可能性的意义;陷入晦涩空泛,缺乏可操作性;陷入霸权叙述,缺乏差异共享;注重社会正义,忽视生态正义;注重学究偏向,忽视实践取向的理论等局限。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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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4)10-0015-15

       批判教育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教育学者以独特的方式把教育理论与政治、文化和教育实践等结合起来,发展至今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两个流派:一派具有“盎格鲁-撒克逊”创新性风格的英美流派;另一派则具有“欧陆”保守性风格的德国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批判教育学被许多人作为可行的和充满活力的选择而追捧。[1]在批判教育学的旗帜下,各种理论竞相发展,变成了与时俱进的进步理论的同义词,并被赋予了一种启蒙和解放的使命。就像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批判教育学为教育实践打开了一扇富于批判和解放色彩的希望之窗。

       “批判学者认为教育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塑造现实的一把锤子。关于教育的批判研究是对政治、权力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批判教育研究已经不再处于现有教育学科的边缘。就当今关于课程、考试、管理、教师培训、教育投资以及几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教育问题之争议而言,它们已从边缘进入中心。”[3]然而,现在批判教育学的地位与这些期望相差甚远。“今天批判教育学面临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当它正被定位在一个看似舒适的位置并且受到很多自由派人士、后殖民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在长串的崇拜者的名称中只列举了少数几个而已)的热烈欢迎时,却被当前情形的秩序所驯化、安抚、甚至被阉割。在不同的标题下,它变得太成功了;然而在批判教育学的旗帜下,它成为驯化、迷失方向或教条主义。正如这个系列的许多作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如今论及‘批判教育学’成为困难之事;在批判教育学的旗帜下为传播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和冲突的教育学中,实际上阐明它们的共同基本要素是相当雄心勃勃之事。”[4]自从它产生以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里,批判教育学遭遇到严厉的批判,甚至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胎死腹中的婴儿”。[5]

       一、英美流派批判教育学的形态

       要给批判教育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非常难的,因为批判教育学非常复杂,也在不断发展。它不是有限的,不是固定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下定义、被理解的。[6]麦克拉伦(McLaren,P.)曾说:“必须强调指出,没有什么唯一的批判教育学。”[7]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批判教育学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批判教育学鼓励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去找到个人发现的魔力。于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批判教育学被认为是“一种理论、一种哲学、一种对现实的看法、一种方法论、一种方法、一个希望、一种许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口号、一种战场上的呐喊声……一个研究领域、一门学科。”[8]下面这些主要来自英美流派不同的批判教育学者的定义、形态,可以有助于说明批判教育学的共同特征,而且也能揭示它们的不同之处。

       (一)解放教育学

       保罗·弗莱雷(Freire,P.)提出了由解放的兴趣所引导的批判教育学,将批判教育学描述为挑战我们去进行命名、批判地反思并行动的一个过程。[9]弗莱雷认为:“真正的解放——人性化的过程——不是向人民进行另外一种灌输。解放是一种实践: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对世界采取的行动和反思。”被压迫者教育学要揭示、解释并构想行动策略的内容,正是在从被压迫者的非人性化经过意识化和对话到自由的解放过程中教育的角色。“被压迫者教育学的根基在于为自身解放作斗争的人的教育学。”“被压迫者教育学,作为人道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的教育学,有两个显著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被压迫者揭露压迫世界,并通过实践投身于改造世界。在第二阶段,压迫现实已被改造,这种教育学不再属于被压迫者,而成为永久的解放过程中所有人的教育学。”[10]

       (二)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

       阿普尔(Apple,M.W.)应用“关系分析”方法提议一种在教育过程中使用的政治和教育策略配方,即叫做“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的配方。[11-12]这就是说在考虑诸如社会平等和公正之类的问题时,要与班级实践和经验的原则进行有序的、批判的互动,同时把它们与“更宽广的社会观点和更大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那些批判教育学者应该与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现实世界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他们应该与那些正在为保持“从民主化的教育中获得的收益”而奋斗的人联合起来,“并要保证我们的学校和课程以及学校内的教学实践对种族的、性别的和阶级的语汇反应敏捷”。[13]批判教育者应该在社会运动和相关行动中担任民众的“秘书”(secretaries),投身于挑战现存不平等关系的“非改革主义者的改革”行动中。

       (三)边界教育学

       在吉鲁(Giroux,H.A.)的“边界教育学”[14]中,教师和学生质问并跨越课程中传统的权力、认识论、决策、文化和社会表象的边境(边界),现有的处于“霸权”的课程边界,既受到挑战又要重新予以界定。在边界教育学中,在不同的机构结构中的不平等、权力、沉默压迫和苦难问题,必须受到挑战。“边界教育学”承认那种侵蚀和重新确定文化、权力和知识不同构造的流动边界,而且把学校教育的概念和教育的广义范畴与争取一种激进民主社会的独立斗争相结合。“边界教育学”的目的是要促成围绕着差异的对话,以达成民主的教育方案。

       (四)革命的批判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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