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4)06－0106－14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化艺术与个人化艺术之间，逐渐兴起了一个有着一定缓冲及调节作用的中间地带，从而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和公众的艺术鉴赏及评论开辟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这就是艺术公共领域。这一领域在中国诚然不是始于改革开放时代，但确实是伴随这个时代的到来才逐步得以复苏的，也正是这种复苏推进了当代中国艺术的繁荣发展。探讨当前中国艺术公共领域问题，有利于弄清艺术持久繁荣背后的社会公正、公平环境及其相关机制因素，因而具有必要性。出于集中思考艺术公共性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虑，笔者于2009年首度提出艺术公赏力概念①。这里考察中国艺术公共领域问题，正是希望由此而对艺术公赏力的社会环境及机制提出一种观察。 一、公共领域理论的来由 人们今天谈论艺术公共领域，总会上溯到基本的公共领域概念。后者在当代学术界的流行当与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有关，他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又可音译为布尔乔亚公共领域)的专门研究，起到了一种开拓性作用。而他的理论源头，又可追溯至包括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内的众多理论先驱。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对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做简要回顾。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1958)一书里标举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概念。其中的“公共”一词被她赋予了两重基本含义：第一，是指“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这意味着“去私人化(deprivatized)和去个人化(deindividualized)”。②第二，“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对于由这两种意义引申出来的公共领域概念，她给出了一个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围桌而坐的人们。这就是说，仿佛有一张桌子放在围它而坐的人们中间，这桌子既能聚拢人们，又能让他们之间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如此，公共领域的作用就明确了：“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③这样的公共领域，是指人们的行动(action)得以具体实现的场所，是一种人们相互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共同参与行动但又能够保持彼此独立性的政治空间。在阿伦特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参与公共领域，与同类一起行动，从而超越低级层次的劳动与工作而达到更高层次。“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如果世界要包含一个公共领域，它就不能只为一代人而建，只为活着的人做规划，它必须超越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④政治以及公共领域的存在引导人们抵达伟大、辉煌乃至不朽。正是人们潜在的超越尘世的不朽愿望，产生了政治，从而也产生了可以实际地通向不朽的途径即公共领域。“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在我们之前的许多世代，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想让他们自己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不过这样的时代现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⑤阿伦特由此推论说，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就不配再称为政治了，人们只有劳动而无行动，只有行政而无政治，因为，日益扩张的“私人领域”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日益萎缩，公共领域在现代已然式微了。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个人获取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不过，更要紧的是，这条途径不是简单地把人引向完全泯灭相互差异的同一性，而是引向对差异性或异质性的尊重和维护。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参与政治，总是要通过语言行为，具体说，就是通过交流和讨论，同其他人发生关联，由此成为交往共同体中的成员。“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在其中，一个公共领域自行呈现，对此是无法用任何共同尺度或标尺预先设计的。因为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聚会的场所，每个出场的人在里面有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也不同于另一个人的，就像两个物体占据不同位置一样。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⑥在这里，人们总是携带着多元和差异的基因在公共领域中相遇，这种公共领域的特点，不在于人与人之间达成意见的完全一致，而在于确认并尊重如下差异性事实：“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从而有不同视角，但他们却总是关注着同一对象。”⑦这表明，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的共同性不在于达成共识，而在于面对共同关注的同一对象时，能够尊重彼此观点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继阿伦特之后把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作为自己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一环加以探讨。他在对公共领域的兴衰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系统和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概念，如“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由此发展了公共领域理论。不过，与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从人的政治性出发，突出人与人之间相遇的异质性(多元及差异)、强调多元及差异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不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则致力于将作为公众的、彼此具有差异性的私人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对话、协商，实现社会交往，最后达成相互共识。所以，与阿伦特强调尊重各自观点与意见不同，哈贝马斯寻求消除相互差异而达到一致。这一点构成了这两种公共领域理论的显著差别。 还应看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意义上展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⑧显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而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恰是公共领域得以集中显现的地方。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场中，私人逐渐聚集起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