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10)05-0120-06 伊格尔顿从表意实践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语言符号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权力维持与再生产的策略。他在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中，充分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拥有的强烈批判精神：他一方面通过不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转变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另一方面也努力探索文学和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关系。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伊格尔顿实现了对自己理论的反思和改进，指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力的复杂关系，揭橥了意识形态对社会权力的维持与再生产。 一 “意识形态”的意义非常复杂，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因此，它是一个基本内涵存在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定义（因此其应用）存在激烈争论的概念。”①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用从根本上来说是19世纪或前弗洛伊德时期的词汇来表达（即，没有关于无意识体的理论），但在20世纪仍然证明它能够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各种流派，而这些流派吸收了后来的发现成果”②。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通过吸收20世纪多位思想家的理论不断改进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也深入分析了意识形态在维持和再生产社会权力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伊格尔顿在1976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写道：“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③地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些价值、观念和形象。它不但具有主体建构的功能，还以无意识的方式把人们束缚于固定的社会位置，使他们根本不能认清真正的社会关系，更不能把握社会表象背后的各种真实。与传统人文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相比，伊格尔顿的这一界定更富有阿尔都塞学派的色彩。因为，这一界定主要强调意识形态具有自发性、无意识性、体验性和构建主体的实践性等特点，强调意识形态能对个体意识进行改造，使其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自发地维持和再生产社会权力。 不过，进入20世纪80年代，伊格尔顿开始扬弃阿尔都塞的理论，重新回归威廉斯的传统。他在1983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约略地意谓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它“并非简单地指人们所持有的那些深固的、经常是无意识的信念；我主要指的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④。伊格尔顿在此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们拥有的一种较为明确的思想或信仰，其不但能够维持和巩固社会权力，还能够促进它的再生产。 此后，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并没有结束，而是通过吸收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更进一步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并于1991年出版了研究意识形态历史的专著——《意识形态：导论》。他在此书中指出，“我们与其讨论意识形态的某种本质，不如论述不同方式界定的意义之间的‘家族相似’的重叠网络”⑤。这也表明他开始把过去诸种意识形态意义融合在一起，对这一概念进行多角度的透视和分析。 从总体来看，伊格尔顿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四个维度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界定。在社会学层面，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形式的‘缝合’(cement)，或者促使行动者行动的‘认识图谱’(cognitive map)”⑥。这一界定强调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但忽视了意识形态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他进一步从政治学角度指出，意识形态以一种社会力量的形式出现，这种社会力量努力调和社会的各种冲突和矛盾，用与具体的社会任务和社会秩序相适应的价值、信仰体系对人们进行塑造，既能积极建构人的主体性，又在人的想像性层面建构社会统一的表象。当然，这种建构是矛盾的、不稳定的，因为这需要调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意识形态的话语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变动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利益的建构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存的社会形势；但是对所有人来说，它不能通过自己无限的推论性把这种形势合法化为存在。”⑦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某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表征。当然，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话语而不是语言，因为其所表征的是权力对言论的影响，并将权力自身巧妙地刻写于其中。“当从环绕在整个社会生活周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审视物质状况的可能性时，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揭露一种言论和这些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的某些特点。”⑧所以，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话语的意识形态是各种利益冲突和斗争的意义域，由此也实现了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 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不断界定显示出：他不仅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观念来看，而且还积极转换理论视角以探索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之非常相似的是，汤普森也主张：“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⑨当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静止不动或固定不变的，而是“来自于各种局部利益在组织的含义体系中的共同选择，这种局部利益用符号构建了有利于它们的组织现实”⑩。这种意义选择的过程也是符号与现实利益的共谋或冲突的过程，因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11)。文学和审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实践，也发挥着这种作用。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关系非常密切，“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设”(12)。因此，他在不断重新界定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也以此为基础探索文学和审美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意识形态维护和再生产社会权力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