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0)03-0161-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逐渐淡出文学舞台，美女文学、大话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打工文学、反腐文学、青春文学、盗墓文学、玄幻文学、穿越文学、商文学等“后新时期文学”逐渐占据了文学市场，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略的力量。不同于“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多以“70后”、“80后”或“90后”作家为写作群体，以解构、颠覆经典文学为写作旨趣，以信息技术与网络传媒为传播平台，以市场卖点和商业利益为评价标准，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后新时期文学”样式。①本文拟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外在表现症候为切入点，以“后新时期文学”与经典文学的区别性文学要素为分析对象，通过还原“后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来揭示“新时期文学”过渡到“后新时期文学”的必然性，最后将在一种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中，尝试对其作出价值性的评估。

      一、“后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症候

      从文学构成要素的角度看，“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使艾布拉姆斯意义上的文学诸要素——作者、世界、作品、读者及批评家五大方面，构成了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显著区别（图示）：

      

      首先，从作者的角度看，不同于经典文学中将作家的创作视为少数天才的一项自由创造活动，在“后新时期文学”时代，由于公共文化设施日渐普及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全社会教育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文学人口逐渐走向“全民化”，文学写作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自由化和大众化的格局，文学写作成为了一项非专业化的自由活动。文学人口“全民化”和“非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提供了全民性的作家，作家由少数精英分子操持的局面不再为继，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撰写、甚至发表自己的“作品”，文学成了一项类似工匠的创制活动，写作匠人遂代替文学大师成了文学写作的主体。

      其次，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经典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多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原则，讲求文艺要对现实世界进行模仿与再现，要求作家创作出能够体现这一原则的典型环境、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以社会现代化为发展导向，以文化现代性为基本诉求，以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为发展鹄的，由此导致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配置、文化价值迁转……用学界惯用的术语描述，就是文学的语境由“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发生迁延。②受此影响，在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多呈现为一种特有的模拟、戏仿关系，追求一种“仿像”般的真实。

      再次，从作品的角度看，经典的文学以深邃的思想、高雅的品味、形式的严谨为特征，而“后新时期文学”则刻意与经典文学拉开距离，讲求形式的自由性、品味的感官性、思想的大众性，追逐时尚、流行，瞄准卖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情感控诉（“伤痕文学”），也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理性思考（“反思文学”），还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直面现实（“改革文学”），更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刍（“寻根文学”），甚至不同于整个经典文学批判精神的一种全新作品形态。

      复次，从读者的角度看，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文本的海量供给，文学阅读也逐渐由传统的欣赏品味、凝视细读，转变为一种快餐式的消费体验与匆忙浏览，经典文学时代的那种视阅读为情感陶冶、德性修养、性灵提升乃至精神皈依的神圣活动，演变为“后新时期文学”时代的感觉“好看”、“有意思”、“闲着玩”的娱乐性、骛奇性、排遣性的消费满足。

      最后，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后新时期文学”时代的批评家已经从经典文学时代的“立法者”角色下降到“阐释者”位置，批评家的意见不再被视为是圭臬。文学作品的“好坏”受制于发行量、点击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与文学作品本身质量及批评家意见关系甚微。受此影响，批评家逐渐放弃了客观化的批评立场，而与作家、出版商结成了一种巧妙的市场“合谋”关系，相对主义的、犬儒主义的评论遂盛行于批评界，“史诗般的作品”、“文学史上的又一部奇书”等吹捧批评、过度阐释成了文学批评的常态。

      二、“后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

      上述带有明显区别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特征的“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自然产物。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挣脱‘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和“文学回归自身”两大使命；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在一个时代转型期“已然涣散”，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1]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视界来看，“后新时期文学”的形成则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当代建构和个体自主性价值的重新确立这一宏大的现代性历史主题相关，是这一主题所自然含摄之主流意识形态迁延、社会文化思潮转型、知识分子使命调整以及文学界自身理论反思等多种要素交相作用的产物。

      第一，从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的迁延来看，伴随着意识形态部门对1989政治运动的全面反思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正式确立，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悄悄脱掉自己的政治紧身衣，向商业文化迁延，这种迁延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实施“五个一”工程：由意识形态部门出巨资奖赏符合宣传口径和政治规范的作品，而对于一般作品则由市场评判，只要其不违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向。③这种导向的迁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在期刊出版方面，原来由意识形态部门出资主办的文学艺术刊物纷纷被赶向市场，不再吃皇粮，须自谋出路；二是那些原本借靠文学期刊发表文章以赚取稿酬谋生的作家，尝到了唇亡齿寒的滋味。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迫使文学刊物与作家双双进行“转型”——文学刊物刊发具有市场卖点的作品，作家撰写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刊物与作家遂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结成了难兄难弟，为了生存，文学及作家不得不“与政治权利，与市场之间，建立了一种既抵御、又同谋的复杂依存关系”[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