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0)03-0130-07 “世界文学”是由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20年代与40年代先后提及的一个概念，由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并没有对这个富于创见性的词汇给予太多的解释，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在被文学界广为使用的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孜孜不倦的探讨与研究。随着“全球化”思潮的席卷而来，今天，即使这个词语被用于大学中文系专门设立的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①以代替昔日的“外国文学”学科，以一种官方话语方式将“世界文学”的内容加以限定，人们关于“世界文学”内涵的界定与探讨也仍然没有停止。 一、“世界文学”与西方学者的理论探讨 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最早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诞生源于当时他正在阅读的一部中国传奇。这部作品使歌德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合》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1](P112)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公国林立（大约有300多个小公国），对外交流狭隘保守，别说对于东方，即使是公国内部之间的交流都是壁垒重重，举步维艰。歌德曾经谈到，对于在“德国荒原”上出生的人来说，要得到一点智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歌德宣布：“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P113) 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20年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在这篇于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著名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276)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只有一些相关的散见的文字，[3](PP409-411)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这引来了后世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与探索。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个名称“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他们还认为，“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在此基础上，“‘世界文学’往往有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4](P43)。在这里，韦勒克、伦沃较早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内涵应该具有的“三层次”说。 不同的理论家的理解是不同的，伊列乌斯(Brius)认为，歌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现代性”，歌德使用“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这个词，我们可以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是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而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5]厄文·科本(Erwin Koppen)则认为“世界文学”有这样三层意义：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时代中，最重要也基本上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选粹；二，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作品；三，“世界文学”是“与其他国家文学有关联的一国文学的命名”，他认为，这也是歌德的用法。[6]弗兰克·沃尔曼(Frank Wollman)于1959年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思想：“一，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史也就是相邻文学各自历史的总和；二，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各国文学中最优秀作品的总和，这也可以说是关于所有文学作品的一个系统观点：经典观；三，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不同文学中相关或相似的那些作品，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它们的直接关系或社会—政治状况获得解释。”[6]美国前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大卫·戴姆劳什(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将“世界文学”区分出的三种意义是：古典文学著作、现代杰作和现代一般文学或流行文学。[7](P15) 美国学者简·布朗在《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文中通过对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多角度分析，表达了如下一些看法。“歌德还没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完美的和谐，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从而使今后的战争在恶意和毁灭性上要小于拿破仑一世发动的历次重大战争。”“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和现代多元文化主义者一样，重视文化多元、口头文化和大众文化。”“歌德（特是在他的后半生）创造出若干含有‘世界’的含义深刻的概念，比如‘世界文学’(Wehliteratur)，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世界公民身份’(Wehbürgertum)、‘世界信仰’(Weltf rümmigkeit)和‘世界灵魂’(Weltseele)。所有这些概念都共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可以共享一个更大的体系而不丧失自己特有的个性，融合共性和特性，共享一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她还非常精辟地指出：“对歌德来说，世界文学就是上帝的一百个美名。”[5]简·布朗的看法是公允的，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她得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歌德所创造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并且还是彼此对话和交流的复数。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非想让全世界的文学都成为一个模式，而是更强调不同民族的文学都应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世界文学既不是一体的，也不是趋同的，它们只是共享一个世界的共同的“体系”。这让我们想到歌德本人的原话：“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于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8](P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