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构成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中不可绕开的学术语境，那么，中国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旗帜下是肯定还是反对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有何作用？从接受史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利于我们厘清接受美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具体来说，很多中国学者“阅读”接受美学，都是站在各自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这个期待视野是指中国学者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并运用到文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思维定式，既包含集体性的认识模式，也包含个体性的阐释习惯。带着这种理论期待视野，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阅读”接受美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逆向受挫。简单地说就是学者保持原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基本不作调整，“阅读”接受美学时感到许多观点和自己的视野差距很大，难以顺向同化，造成“阅读”的逆向受挫，最终理论上拒斥接受美学。（二）先逆后顺。指学者先有逆向受挫的“阅读”反应，否定或者明显误读接受美学，然后通过调整视野，逐渐同化和吸纳接受美学进入自己的视野中。（三）同向相应（顺化或者同化）。指的是学者“阅读”接受美学，发生阅读视野和理论文本相适应的“阅读”效应，较少阻滞和距离。学者们虽然会批判接受美学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整体上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同化和肯定接受美学，并展开对“接受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当下思考。比较三种接受情况，同向相应最为普遍。 同向相应的普遍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历史语境看，自1983年冯汉津和张黎译介接受美学以来，这一理论在中国传播近30年，恰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由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向多样开放的人学批评范式转向的历史契机。比如《巴黎手稿》热、主体性大讨论、关于“别车杜”理论和苏联模式的反思等反映了这一转变。具有人本主义理论背景的接受美学容易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接纳。二是从理论本身看，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读者意识”等重大问题上存在思想共鸣，这样接受美学就找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知识结构中的某些对应点，激起对话和融合，较为顺畅地被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所同化。 按照问题域的不同，中国学者同向相应的接受在三个互相联系、各有侧重的方面具体展开。这里，我们选择典型的接受个案分析，重点考察共时性，兼顾历时性： 第一，中国学界论证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关联，使接受美学“合法”地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中。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偏重历史视角而忽视审美形式。而美国学者霍拉勃却指出：“姚斯把文学置于较大的事件过程中，以迎合马克思的历史思考。”① 可见，接受美学是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维度抱有既批评又继承的态度。客观地讲，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存在许多思想关联。有人认为，接受美学显然继承了解释学的思想传统，可是“接受美学重视艺术经验的出发点与哲学解释学是不同的。它的出发点是马克思的交换理论和其后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② 这是想为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联找到具体的对应点。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把生产和消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学者马以鑫认为“对接受美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方法”。③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中国学者找到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缘性”，自然有助于我们捕捉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联系。而接受美学和主流文论话语的这种关联，减少了它在中国学界传播的阻力，有利于它在中国马克思文论大语境中争取话语权和合法性。这些论证促使我们把接受美学“同化”在自己的期待视野中，推动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思考。这就为接下来两个方面的同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同化接受美学，并不是一味的肯定，而是辨析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误读，指明接受美学的理论失误，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改造”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987年）的中文译者批判接受美学的三大失误：“第一是背离唯物论的反映论。……第二是主张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贬毁。”④ 客观地讲，接受美学拒斥唯物主义的文学反映论而一味强化文学形式的独立性，这就使他们倡导的文学演变的历史性变成无源之水。他们极力抬高接受和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忽视文本的客观性，使得文学解读滑向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正如章国锋所说“接受美学……过分强调接受者主观因素的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艺术作品产生意义、价值和效果的决定性原因，这就未免有唯心主义之嫌”。⑤ 至于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贬毁”则源于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误读。比如他们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臆断为经济决定论，把“文学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臆断为机械反映论，并严厉批判。面对接受美学的误读，陈敬毅在《艺术王国里的上帝》（1990年）里评价说“人们不能不怀疑姚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阅历”。⑥ 他还具体指出，姚斯援引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观点却没有看到生产对于消费的决定作用，并且在反映论以及主客观关系上模糊不清。⑦ 不过，陈敬毅不限于指摘接受美学的缺陷，而是开始探索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改造”接受美学。比如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来统一文本意义确定性和未定性的矛盾，同时促使接受美学研究朝应用性和综合性方向转化。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