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意义上讲，一种理论观点的出现常伴随着运用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方法的选用又与研究目的和任务有关，是任务制约着方法的选择，甚至可以说，研究目的和任务是决定文学观念发生变迁的内在动因。既然“研究方法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把对象从其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相对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一种手段”①，那么，20世纪西方文论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道德服务？都不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论道：“我们在建构诗学时的任务是，从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不受有关艺术体验的体制问题的牵制，去研究审美对象的结构，具体到本文就是研究艺术语言作品的结构。”② 80年代解构批评主将希利斯·米勒的语气更坚决：“我们的根本任务，亦即人文科学新的理论基础，是教会学生解读和进行有效的写作。”他还认为文学理论将在人文科学中大有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引者注）两项任务就是档案式记忆的工作，和教授批评性的解读，使其成为反对那种将语言现实同物质现实进行灾难性混淆的主要手段，此混淆的一个名称就是‘意识形态’。”③ 相差半个世纪之久的两代批评家的认识竟是如此一致，都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文本自身的特性——文学作为语言构成物与物质现实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更倾心于将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语言客体进行解剖，而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读者对文本语言的解读能力。这两种观点恰巧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两次转折，昭示着他们研究中心的转移与突变。特里·伊格尔顿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发展趋势曾有准确论述：“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④ 文学文本理论贯穿于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全过程，在这三个阶段发展中出现了两次转折与飞跃：即由作品到文本，从自在到建构。本文主要探讨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文论领域从自在到建构的转变。 一 解构——建构的缘由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西方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争取民族、民主权利的斗争，人们普遍对现存体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并质疑产生这种体制、支持这种体制的作为基础的传统哲学及思维惯例。对惯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西方学者来说，物极必反，由绝对坚持科学理性的封闭文本分析到提倡非理性的解构阐释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解构阐释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抗自古已然的文化霸权的策略而出现的，现实政治行动的失败使其归隐于内心和理论，从理论上解构、嬉戏无处不在的霸权之网，从根基上破坏其稳固性。解构主义方法的盛行有其必然性和现实基础。解构阐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巴特式的解构的“文本的愉悦”，它以一种自娱其心的方式玩弄文字游戏，认为解读就是自任其心地重写。二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文本解读当然要以文本语言为基础，但其不可避免地与广义意识形态相关，文本具有开放性，文本解读只能是多种意义相伴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 从理论自身内部来看，形式主义文本批评取得了瞩目成就，加快了整个文学批评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乔纳森·卡勒对此评曰：“新批评主义着重研究歧义、悖论、讥讽、含义的作用和诗歌比喻，努力说明诗歌形式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是如何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做贡献的。”⑤ 他认为新批评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探索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本解读方法。布鲁克斯转述了韦勒克对新批评成就的肯定：“我愿公开表示，我相信新批评派提出了或重新肯定了许多可留诸后世的基本原理：美学交流的特定性质；艺术作品的必有规范，这种规范组成一种结构，造成一种统一，产生呼应联系，形成一个整体，这种规范不容随意摆布，它相对独立于作品的来源和最后的效果。……新批评派设计出一套理解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得出了一套评价标准，这标准不会受时下流行的感情用事的简单做法的影响而遭受否定。”⑥ 这种评价是相当高的。而结构主义由于揭示了语言先于主体认识的本质，从而更具有哲学指导作用。“结构主义是下述信念的现代继承者：现实与我们对于现实的经验是互不相连的。……结构主义暗中破坏了文学人文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即相信最‘真实’的东西就是被经验到的东西，而这种丰富、微妙和复杂的经验的家就是文学本身。像弗洛伊德一样，结构主义揭示了惊人的真理：即使我们最直接的经验也是结构的结果。”⑦ 其核心思想就是结构、语言先于一切知识和认识。 但严格的文本科学分析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过于机械，过于远离普通读者的批评实践，这已经成为文本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桎梏。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方法封闭性的批判就很有见地：“形式主义已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再存在：它已不能使体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体系已不能推动它的创立者前进。相反，想要继续前进，需要放弃它。而需要放弃的正是完整的、彻底的体系”⑧。巴赫金主要针对的是俄国形式主义，但这些论断完全适用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具体分析起来，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仅仅关注了琐碎技巧和语言自身，没有高屋建瓴的宏大气势，却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乔纳森·卡勒在指出新批评成就的同时，也对其不足进行了讥讽：“这种内在的或内涵的批评，在原则上，即使不是在实践上，只要一首诗的文本和一部《牛津英语辞典》，即可提供比一般读者稍许透彻、深刻的解说，这种阐释批评，既不需要援引至关紧要的特殊知识，也不需要从中引出权威的定评，因此，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提供理解实例的教学手段，鼓励别人如法炮制而已。不过要知道，人们只需要几个这样的实例就足够了。”⑨ 结构主义虽重视模式研究与体系构建，但却成了科学狂想的受害者，为了追求科学、建构体系、探索深层模式，甚至可以远离世俗生活、放弃世俗生活。伊格尔顿早就对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提出了疑问：“结构主义不是一种经验主义，是否仅仅因为它仍然是另一种哲学唯心主义？它把现实完全视为语言之产物的观点，是否只是古典唯心主义把世界作为人类意识构成物的最新翻版？”⑩ 这种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它同现象学方法非常相似，为了紧密把握客体的深层结构，甚至不惜牺牲现实本身的具体丰富性，给现实本身加上括号，其行为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于世界的意识，却把物质世界关在门外。对于任何相信意识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实践的，是不可分割地与我们在现实中的活动和作用与现实的方式联在一起的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注定是自我拆台。这就像为了更方便地研究血液循环而把人杀死一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