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35年《译文》发表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算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下文简称西马文论）在中国已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70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西马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也被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其理论接受旅程的曲折复杂以及现实语境压力下的理论话语呈现形态。卢卡奇在中国语境中的早期接受可称为一次极具特色的“理论的旅行”，并在中国语境的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规导中呈现为“夹缝中的话语”生存形态，这一生存形态是卢卡奇文论在中国早期接受中的宿命，同时也是我们反思西马文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契机。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部分地为国人所知。被卢卡奇称为“马克思的真正的学生”的卢森堡在1919年1月15日牺牲的消息当年年初就刊登在我国《进化》杂志上，而在1921-1922年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还几次举行过相当规模的集会以纪念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①。卢森堡固然算不得西马文论和美学的杰出代表，但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却为中西方学者所公认。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早地进入中国人视野的卢森堡，其主要身份只能是一个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如此，人们对她的关注集中在其革命实践和革命思想方面。具体到西马文论，最早进入中国并且成为中国早期接受主角的应该是著名理论家卢卡奇。 早在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由中国学者梦十翻译为中文发表在《译文》第2卷第2期上；次年胡风根据日本学者熊泽复六的日译本转译了卢卡奇《小说理论》的一部分，发表在《小说家》杂志上；1940年《论现实主义》由王春江翻译发表在1940年1月的《文艺月报》上；同年，《叙事与描写》由老一代美学家吕荧翻译发表在《七月》杂志上（1946年该文单行本由新新出版社出版），当时作为主编的胡风为之写了“编校后记”，肯定和支持卢卡奇在文学创作与世界观关系问题上的观点；1944年《论文学与人物底智慧风貌》由周行翻译发表在《文艺杂志》第3卷第3期上。此后，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青年黑格尔》以及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资本积累》、《国民经济学入门》等著作也相继译介出版，但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文革”期间更被贴上“内部教材、供批判使用”的标签，沦为反面的教材和批判的靶子。 对卢卡奇文论的早期接受基本集中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问题是，卢卡奇何以在此时被集中译介？卢卡奇文论中的哪些思考吸引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目光？答案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文化堆积中，然而仍有些微的线索可寻。吕荧在写于1944年的《叙事与描写》的“译者小引”中曾坦言，自己“关于作者卢卡奇，知道得很少”，仅从《国际文学》的后记中知道一些基本情况，而对于卢卡奇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所引起的论争倒是相对了解得比较多②。这一线索意味着，对于上述提问的思考必须把上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文论语境以及卢卡奇文艺和美学的理论关注点拖进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而稍加深入我们也会赫然发现，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卢卡奇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之间直接发生了复杂的关联，而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使卢卡奇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成为夹缝中的话语。就此而言，对于这一时期卢卡奇的考察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研究西马文论中国早期接受的一份标本。 显而易见，无论对于卢卡奇还是对于中国文论来说，上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对卢卡奇而言，从1930年起一直到1944年，除了侨居德国柏林的三年（1931年到1933年）之外，他在莫斯科苏共马列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度过了11年的时间。11年中，卢卡奇潜心于美学和文论研究，为自己赢得了“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其间也参与了对当时“拉普”运动的批判。而对于上世纪30年代初尚为弱小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来说，来自苏联和日本文艺运动和思潮的影响更为巨大，相比较而言，此时苏联文论更多的是借道日本进入中国的。比如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就是转道日本，在中国被接受为“普罗”现实主义的口号。“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认为“只有受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才能创造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③。这一原则在当时的苏联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而“普罗”现实主义这一口号来自日本学者臧元惟人，他在《新写实主义论文集》④中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创作原则，这显然是苏联文艺理论与日本创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无论如何，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绝对的指导作用这一精神实质不仅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对左翼文学理论建设发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对于作家世界观与文艺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如此这般简单化的理解，在卢卡奇看来是有问题的，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作家必须有一个坚定而生动的世界观”，“没有世界观，就没有作品可言”⑤，同时又指出世界观与作家创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强调要避免对世界观在创作中的作用问题上抽象的机械理解。这使他在当时斯大林文艺路线影响正盛、宗派主义和左倾势力猖獗的历史时期受到了批判，并在1941年被捕入狱。而恰在此时，卢卡奇的译著进入中国。这样一来，卢卡奇在苏联的遭遇就不能不对其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命运发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其面纱尚未揭开，便堕入被批判的深渊⑥。不容否认，无论是苏联的“拉普”还是源自日本的“普罗”现实主义，他们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的阐述，对当时左翼文学创作和文论建设运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为将作家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混为一谈并将前者视为唯一标准的做法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