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4)19－0013－04 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发展的一股新鲜势力，不仅影响到史学领域，而且也波及邻近学科。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研究领域由视域窄限转为广域丰富，研究方法由历史文献法转为多学科采借，表达方式由生涩抽象变为生动活泼，史料来源由单一官方文献变为多元的史料搜集。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史研究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研究视角的自守性、研究对象的高位性、研究范围的圈定性、史料建设的缓慢性等问题。教育史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兼具两类学科的双重性质，而其理论与方法亦受史学理论的影响与引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教育史学研究可采借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摆脱自身面临的多重困境。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为反对“新史学”尤其是反对追求科学的“计量史学”而产生的一种史学流派。其中，“文化”构建成为其核心内涵。新文化史学在发展同时，也陷入了“文化滥用”、“微观与宏观的勾连”等自身发展的窘境。 (一)新文化史学的肇兴 20世纪中期以来，“新史学”逐渐取代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其中年鉴学派的影响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期，史学研究的路径开始转向，发端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冲击了“新史学”，发展成为西方史学领域的一枝新秀。新文化史是应对“新史学”的反动而生发的一种史学流派，它反对计量史学的研究范式。社会历史学研究关注宏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忽略了主体的“人”，从而使其研究成果带有较强的枯燥性和抽象性。卡洛·金兹伯格指出：“年鉴学派由于过分地强调用‘长时段’的理论和计量化的方法去研究过去的社会，结果，下层民众虽然不再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却被当作了‘无声无息’的人”[1]。在历史社会学遭到质疑与批判时，新文化史学应运而生。它起源于法国，之后进入英国、意大利，并延及欧洲其他国家。我国史学界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新文化史学，并关注其研究动态，积极运用新文化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二)新文化史学强调文化建构 依据新文化史学家的观点，“文化”并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它不是整个社会或者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的对象，它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是互动关系。新文化史学家认为，个人应该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的客体。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新文化史学家不再持有“大历史”的研究追求，而是开始尝试书写“小历史”的价值抱负。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角度从社会视角下的文化史转向了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从文化的角度介入历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主要的研究理路。当代著名的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2]。由以上新文化史学家的论断可以看出，文化是新文化史学的核心内涵，很多历史问题都可以归属于文化研究的领域之内，文化研究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的范畴。 (三)新文化史学的局限 新文化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有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很多国家的史学家都在尝试和运用新文化史学的理论开拓史学研究的广阔视域。然而，新文化史学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所带有的困境。这种困境正如彼得·伯克曾经指出，倘若文化被滥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意义也会随之而淡。因此，首先需要对“哪些不是文化”有明晰的判断与定位。由此而来，新文化史学面临矫枉过正、文化滥用、微观与宏观的勾连等现实窘况。受新文化史学流派影响的微观史学也面临着自身难以解决的多重矛盾。很多微观史研究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微观史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在进行“微观历史”研究与建构的同时，失去了与“宏观历史”的勾连，造成了微观与宏观的相互脱节。对于一些历史剧变和政治变动，微观史学很难给予准确而恰当的分析，仅仅是局限于一些小人物的历史活动。这就需要新文化史突破自身发展的弊端，不断顺应史学发展的潮流，这也是新文化史学发展所要破解的问题。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 新文化史学是对新史学的扬弃与发展，其研究方法并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新潮流和风尚，而是针对原有的研究范式所采取的一种新的态度。在研究角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和资料来源方面，新文化史学都有着自身的研究理路。 (一)自下而上的研究角度 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视角是指研究对象不再集中于历史精英人物，而是转向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即基层的普通民众。新文化史学派认为，政治精英人物不再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基层大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上演着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景幕。在新文化史学家的笔下，那些曾经被边缘、被遗忘的群体，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新文化史关注的焦点不是上层精英，而是下层民众，尤其关注那些不引人注意或被历史学家遗忘的人群[3]。在新文化史研究中，一些被历史所忽略的群体，像妓女、乞丐、妇女、儿童、村民、磨坊主等成为研究对象。例如，英国的新文化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他的研究主题是人民的历史，在他的《乡村的生活与劳动》一书中，描写了19世纪英国一些乡村地区的劳动场景，通过对具体生动的乡民劳作行为的考察，描绘了农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图况。这也是新文化史学家的追求目标，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水珠来求证海洋。 (二)广域丰富的研究内容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领域不再集中于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而是把研究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食物、服装等物质文化的研究；身体和性别的研究；语言和记忆等形式的社会历史研究；形象的历史以及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像过去一样，研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而是研究非正式的规则，如此人们对政治所持的不同态度等。”[4]物质文化史和身体史成为新文化史学家的重要研究选题。如美国学者斯蒂尔的《紧身胸衣的文化史》，以紧身胸衣为研究对象，分析从胸衣中渗透出的修饰和塑造的文化观。托马斯·拉科尔的《制造性：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时期的身体和性别观念》、林恩·亨特的《18世纪的身体与人权的起源》都是西方研究身体史学的力作，他们旨在通过人们对身体认同观的嬗变，揭示启蒙运动对人性的思想解放。新文化史学也是伴随着西方语言学转向而产生的。他们把语言本身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彼得·伯克在《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一书中，通过追溯欧洲国家的语言发展演变历程，证明语言对集体和民族认同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学的研究内容甚是广域、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