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5)05-0058-06 在域外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当中出现的教育智库，因借助其科学中立的研究立场、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国内的教育实践的客观研究和批判及对域外教育理论的积极引入和比较为渠道，对国内教育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而成为了研究者和教育行政部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第三方机构。比如澳大利亚的“教育研究委员会”以其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实证研究在本土化和国际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链接上显现出了智库的优越性。美国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以其理论源于实践的研究立场在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理念引领和实践指导层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尤其是智库发源地的美国自1983年《国家处在危险中》报告发布之后，教育智库在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关注对教育实践的实证性研究，而“研究成果的质量、独立性与影响力”则成为美国教育智库的核心价值和安身立命的根本[2]。教育智库使得教育理论富有实践特性和可行性，而我国目前教育科研的现状如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所讲：“科研机构总体上还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以新型智库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还有很大差距”[3]。当这种分散零星式的教育科研不能很好地满足教育实践的需求时，一种新的机构——教育智库的出现就成为自然之事。从新型教育智库出现的中国语境来看，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不仅是提升教育智库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决策能力和水平的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4]，也是建构本土实践性教育话语体系的契机。 新型教育智库在对教育科研提出更高标准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教育研究的话语迎来了一次重要的革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教育研究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职业，本质上不是为了一种知识体系而完成、实现自己，为此应意识到教育研究本身所蕴含的实践本性”[5]。这就要求教育研究更加关注教育本身，在教育的生活世界中找寻实践性教育话语建构的源泉。尤其是各种新的教育理论话语伴随着某一教学模式以及后新课程改革的浪潮而至的今天，“相形于话语的制造者、诠释者志得意满的兴奋而言，我们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圈外人士的不满斥责、家长的困惑、教师的焦躁甚至于管理部门的无所适从”[6]。这反映出移植性的理论话语在解决本土教育实践矛盾时的不适应性开始彰显，也折射出我国既有教育研究中实践性话语的缺失。可以看出目前处于主导性话语地位的“儿童中心”以及“建构主义”等教育话语虽然使得教育研究的话语形式多样化，但究其实质而言仍然是对西方理论话语中国式的诠释。而当下教育智库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显现出我国教育研究的话语路向开始由移植西方理论话语向生成本土实践话语的研究范式转变。这反映出我国教育研究的视野将更加关注于本土的教育实践，更加强调一种“接地气”式的实践话语的形成。而对我国近现代教育研究话语谱系的追溯，能更清晰地显现出教育智库在本土实践性的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革命性作用。 二、我国近现代教育研究话语谱系的历史性分析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源于人类的生活和文化习惯，也就反映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7]。教育话语就是人们对教育特质的时代体认，是反映某一时期的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言语论说方式，是“符号化”、“虚拟化”了的人类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话语谱系反映出人类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是教育实践符号化的表现方式。纵观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教育研究的话语谱系的形成就是一段由西方移植性的理论话语向本土生成性的实践话语转变的话语革命史。 在以引进、移植欧美教育话语为主的教育研究阶段，通过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路径，以期建立适合于本土的“新教育”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8]。在清末“五项教育遵旨”的历史语境下，近代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是通过译介欧美的教育实况和教育学说而逐步建构起来的，以此话语言说中国的教育实践时势必会带有欧美教育话语的烙印。因此清末制定的两个学制以及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都多以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为蓝本[9]。民国成立，教育宗旨为之大变，实业教育、公民教育及设计教学法等新的教育话语被引入境内。加之杜威来华讲学以及陶行知、胡适、蔡元培等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的归来，一起促进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流传。在此之后美国教育话语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教育的语境[10]，成为教育研究的主导性话语，“六三三学制”、生活教育论、实业教育等教育话语是具体的表现形式。然而在这种引进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民族化教育话语的形成。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方面杜亚泉、张元济等传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天下事理，绝非一种主义所能包涵尽净。苟事实上无至大之冲突及弊害而适合当时社会之所需亦可同时并存[11]。另一方面代表国内教育话语权的《教育杂志》因疏离了五四期间“破旧立新”的激进的文化主张而一段时期游离于主流话语圈之外。因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日渐展开，似新而旧的文化态度日渐为社会所不容”[12]。沉重的社会压迫使张元济于1919年1月6日致函高梦旦：“《教育杂志》须改良，募外稿，从速行”[13]。在此之后，《教育杂志》以周予同为主编，将“以提高教育学术之程度，扩大教育学术之范围”作为创刊遵旨。以白话文作为主要文字，积极吸入了蔡元培、胡适、顾颉刚、梁漱溟等一批学者的文章，注重介绍现代域外国家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动态，针砭国内教育弊端，探讨学制改革与教育方法。这一切举措一起促进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极大丰富了教育研究的话语形式。如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及“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的提出，是在继承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本土化的教育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