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65-08 “学、问、思、辨、行”作为教学过程的五个阶段，一经《中庸》提出，便显示出自身的顽强生命力：从古代知名书院的院训，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到现代名校的校训，如孙中山先生的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校训，再到当代中国学校校园文化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强调，都表明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学问思辨行教学阶段思想虽在实践中生生不息，但其思想的丰富内涵，尤其是时代内涵却很少被揭示出来，从而致使人们难以更加深入地把握其内涵。鉴于此，笔者试图将阳明心学的学问思辨行教学过程思想诠释出来，以期激发学界对中国传统教学阶段思想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发掘其丰富内涵。 在阳明看来，“学、问、思、辨、行”是一种知行合一，五者统一于“事”，是学习做事的五个阶段或方面[1]134： 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 这里的“行”是指做事，而“学”即是“学怎样做”，“问”即是“问怎样做”，“思”即是“思怎样做”，“辨”则是“辨怎样做”，四者都是围绕“将事做成”服务的，从而将教学的五个阶段统整为学习做事的有机过程，进而形成了以事为本的学问思辨行教学阶段思想。这种思想既与杜威的教学阶段思想十分相似，又与之有别。 一、博学以求能其事 在阳明看来，教学过程的首要阶段是“博学”，它明显地不同于杜威(John Dewey)的教学过程思想。在杜威看来，教学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让学生有一个真实的经验情境：让学生有个感兴趣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自然感受到困惑，这种直接经验的关键要素是兴趣、活动与困惑。[2]165然而，在阳明看来，学习做事的第一步并非是让学生直接置身于对事情的直接经验中，而是“博学”，即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就“所学之事”广泛地搜集信息，既包括通过读书向前人学习，又包括自己的身体力行和反省内观。 (一)“学”的首要含义是“主动求学” “学”的首要含义是学生“主动求能事”，[1]134即学生主动地要求“学做事”。在阳明看来，真正的教学起始于学生的“诚意”，即“志立于学习做事”，表现为对学习做事的主动要求。阳明基于自己12岁时“做圣人”的体悟，认为学习的起点在立志，认为人的学问之所以无所长进，主要原因在志不立：“立志如同种树植根，志之不立，犹如种树不种其根，虽徒事培拥灌溉，则劳苦无成”[3]。 最终致使“志不强者智不达”；而一旦志立，便会“持志养气”，从而具有可以聚精会神学习的“精气神”，拥有克服学习困难的坚强意志，进而会产生“以志养智”的效果：虽然自身的智慧起初可能并不强大，但只要志立于学习，自身的智慧就会日益强大。 很明显，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方面，阳明采取了与杜威不同的方式。杜威采取兴趣视角，认为“兴趣是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2]143力图从学生兴趣出发选择要学习的内容，或者说学习内容本身内在地符合学生的兴趣，在教学的初始阶段主要采取活动本身的趣味性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阳明则主张目标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达人生目的的途径，调动学习动机的最好办法在于确立为学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生的伟大理想(在阳明看来是做圣人)，因为学习不仅为即时的兴趣所激发，更为人的终极价值理想所激励：即时的兴趣需要被更为远大的人生理想所统领，才不会迷失方向；学习不仅为兴趣所激励，更为道德责任所鞭策，“立志”所确立的人生责任感使学习成了一种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使学生在学习路上走得更远，虽然一路上亦须有兴趣陪伴。 (二)博学即广泛涉猎多方面事务 从学习内容角度看，“博学”即学习多方面的事务，像孔子一样“每事问”，从而使“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进而为实现“万物一体”的人格理想奠基。在阳明看来[1]207：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 宇宙万事万物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系统，其中的每部分都与自己有着直接的联系，都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其意识不仅是他个人的自我意识，更是宇宙境界的自我意识，因而使得自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关心宇宙万物的繁衍生息，就像有义务关心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4]而要使天地万物繁衍生息、自我实现，则必须按照万物各自的内在之理来善待它们、治理它们，而不能凭借自己的私欲任意处置它们。 (三)博学即多渠道收集信息 从学习方式角度看，“博学”即从多种途径广泛地获取信息，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遍读圣贤书”。阳明认为圣贤书是求“天理”。一旦得到天理，便可“得道弃书”，就像“得鱼忘筌”。[5]然而，并非所有的书籍都有“天理”，因此需要师生慎选圣贤书，将那些能够将“天理”更全面、更深刻地表现出来的书籍当作教材。不但如此，在学习过程中，还应依据“天理”本身的标准来审视圣贤书，汲取其合理成分，修正其不合理成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阳明认为自己的见解不必尽合于圣贤，相反，圣贤的箴言圣训却必须放在“天理”面前，接受“天理”的检验。[6]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