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5)03-0039-08 特约主持人：曹永国 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5现代教育哲学把它转化这样一种认识，即“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个看似简单而又平淡的命题，实际上包含着极为丰富也很复杂的内容。尽管这个命题是由18世纪的康德提出的，然而，自人们开始思考教育问题以来，与此命题的相关问题就已经提出。这个命题的复杂性及充满争议之处在于，古今教育哲学对命题中所呈现出来的前后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语意上看，前一个“人”乃是“现实的人”，后一个“人”则是“将完成的人”或“理念的人”。但是，什么是“现实的人”呢？什么是“将完成的人”或“理念的人”呢？“现实的人”和“将完成的人”或“理念的人”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就教育而言，上述问题都涉及有关人性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古今教育对此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由此，则有“人所应是”“人之所是”与“所是之人”的观念，并形成不同的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人所应是”关注人的应然状态，关注人的抽象性和人的本质特征；“人之所是”更关注人的实然状态，关注人的普遍性特征；“所是之人”则关注人的具体性。不同假设的人性之维形成不同的教育理念，并建构不同的教育实践。可以说，一部教育哲学史，乃至全部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史，无不以其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人论为教育哲学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教育实践提供最基本的导向。不理解教育哲学的人论基础，也就无从把握教育的本质与真谛。探讨古今教育哲学对人的理解，将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教育的实践，从而为理想的教育实践之建构及当下的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一、“人所应是”：古典教育哲学的出发点 “人所应是”是古典教育哲学家的基本出发点。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对人性问题思考的开始。当希波克拉底想去见普罗泰戈拉，并请苏格拉底陪同时，苏格拉底问道：“通过与普罗泰戈拉的交往，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希波克拉底不好意思地承认，如果与普罗泰戈拉交往，他就会成为一名智者，并为此而感到“可耻”。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与普罗泰戈拉交往，并成为他的学生，意味着把自己的灵魂交于此人，而“灵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整个幸福”，因而接受某个人的教育，应当慎之又慎。[2]431-434在这个对话片断中，希波克拉底希望成为像普罗泰戈拉那样的智者。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希波克拉底则为成为智者而感到“可耻”。这种经启发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可耻，预示着像普罗泰戈拉那样的智者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由此而来的问题则是：通过教育，希波克拉底应该成为普罗泰戈拉还是成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问题虽然是针对希波克拉底的，因而具有某种独特性和针对性，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独特性和针对性的根基时，则这个问题就不仅具有与情境有关的独特性，更是一个有关人之本质的普遍性问题。在此语境中，作为所是之人而存在的希波克拉底的当下，与作为应是之人而存在的希波克拉底的未来，以及通过教育后的所成之人，这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古典教育哲学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一个重要的立论前提，就是对人的本质或人的抽象性的判断，即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教育的本质，即那可称之为完善的教育或理念的教育，是一个无法与人的本质相分离的问题。当古希腊社会因智者的教育主张而提出“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时，人的本质问题也随之而提了出来。美德是否可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人所应是”的理解。 尽管古典教育哲学在对于教育应基于“人所应是”这一点上没有太多的分歧，但一涉及“‘人所应是’的‘是’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就出现了诸多不同的回答。在柏拉图看来，“人所应是”的“是”乃在于人的理性。人的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理智、血气(激情)和欲望。真正的人就是那种理智在血性的辅助下控制自己的欲望，从而成为真正主宰自己的人。灵魂的内在美德与善同在，并且产生政治效果。在这种人论的支配下，教育就是灵魂的教育。“教育的总和与本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训练，要在游戏中有效地引导孩子们的灵魂去热爱他们将来要去成就的事业。”“教育乃是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使之抱着热情而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的统治。……正确地接受教育就是接受我们所说的善。”[3]389教育就是培养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哲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所应是”的“是”则指向政治，人是政治的存在。因而，较好的生活方式即实践的或政治的生活方式。人只有加入共同体，和他人共同追求有利且正义的事物，人才能发挥全部潜力。而要使得人们共同追求，就必须要使人们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的观念。于是，建立好的共同体(善良的城邦)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也是个体完善的基本条件。然而，“要想成为一个善良之邦，参加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的”，于是与政治实践相关的教育问题由此产生：怎样培养一个更加善良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为善良之人的途径有三，即本性、习惯和理性。人的本性是人之成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属性，即人的身体和灵魂。而最根本的乃在于人的灵魂是由理性构成的。本性、习惯和理性三者应该彼此一致。由此，亚里士多德为良善之邦所设计的教育体系的全部原则就是：由于孩童们与生俱来地具有愤怒、意愿以及欲望，而只有当他们长大后才逐渐具备推理和理解的能力；因此，教育应当首先关心他们的身体，而后是灵魂方面，再是关心他们的情欲，而关心情欲是为了理智，关心身体是为了灵魂。此外，根据善良的城邦与善良的人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亚里士多德进而认为，教育应该与政体相适应，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应对所有的公民实施同一种教育。[4]253-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