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雅各布森在1919年写成、1921年出版的《最近的俄国诗歌》一文中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① 雅各布森提出的这个“文学性”概念，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使得我们每当面对着一种新的语境下的理论话语建构时，都会不自觉地回到这个概念上，通过对它的梳理和阐发而引发新的思考，进而对“文学是什么”、“文学理论是什么”提出新的界说。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人们注意到了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蕴涵，产生不同的功用。按照张汉良的考掘，罗曼·雅各布森提出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列宁的《党的原则和党的出版物》，针对“‘党性决定文学’论调铸造一个新词，以为回应”②。把《党的原则与党的出版物》作为雅各布森提出这个概念的潜在政治文本和具体语境，似乎意味着雅各布森所真正看重的是对文学与非文学做出区分，即真正重视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特质，而将虽然与文学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属于文学自身的东西，尤其是与文学之成为文学的特殊属性无关的东西，排除在文学的研究之外。 从这种考掘可见，这大概就是“文学性”这个概念最初的涵义，这也和雅各布森提出的要建立科学的文学理论的想法是相适应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的口号下，把关注点转向了文本自身，转向了文学作品的语言，结合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来建立这种“文学性”的规范。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语言的“陌生化”原则，成为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关于“文学性”的核心概念。他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也就是说，要摆脱那种对事物的习惯性认知，而能始终保持一种对事物的新鲜感，并延长这种感受从而形成一种审美的感知。语言的“陌生化”手法就是保持这种对事物的新鲜感和延长审美感知的手段③。 英美新批评派文论也是把研究文学的重心放在了对文本的关注上，把作品的文本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独立自足的系统。兰色姆曾强调对诗歌文本的本体论研究，他说：“我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的根本特征是本体性的。诗歌表现现实生活的一个层面，反映客观世界的一个等级，而对于这样一个层面和等级，科学话语无能为力。”和科学话语不同，“诗歌试图恢复我们通过感知与记忆粗略认识到的那个更丰富多彩、也更难驾驭的本源世界。根据这一假定，诗歌提供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有着迥然有别于其他知识的本体个性”④。通过与其他散文文本(主要指科学话语)的区分，兰色姆强调了以文学文本为本体来研究文学的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在兰色姆之后被布鲁克斯、维姆塞特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种种文本细读的方法和技巧。韦勒克在他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区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认为只有这些涉及作品文本的内部研究才是文学研究的内容，而那些与文学有一定联系、但并没有多大关系的东西，诸如作者的身世与经历、时代的政治文化等等，均应摒弃在文学研究之外。这其实是在另一个角度探讨“文学性”的问题，并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 结构主义文论同样是在明确划分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基础上来理解“文学性”，并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语言结构上，试图通过对这个语言符号的结构进行细致而深刻的解读，探寻到它的深层结构及深层蕴涵。诺斯罗普·弗莱强调：“文学存在于它自己的宇宙之中，不再是关于生活与现实的评论，而是蕴涵生活与现实在一个词语关系的结构之中。”⑤弗莱把这个词语结构看成是某种神话原型的隐喻或象征，托多罗夫把它拆分成某些叙事单元，普罗普将之区分成二十一个故事功能来分析俄罗斯民间故事，列维-斯特劳斯把它分解成不同的神话元来分析古代神话，而格雷玛斯则把文本语言变成一种矩形结构来分析作品。无论他们采用怎样的方法，都是从对文本的语言结构的关注入手，并透过这个表面的语言去寻找它的深层结构或深层蕴涵。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这个深层结构或深层蕴涵体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这也就相当于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性”。 以上各家各派虽然在对“文学性”的理解上是不同的，其理论基础也有重大差别，如俄国形式主义注重的是语言的使用技巧，雅各布森所谓对语言有组织地施加“暴力”，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效果，都是和语言运用直接相关的。什克洛夫斯基明确指出，文学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内容和题材，而是语言的技巧和手段；英美新批评派则继承了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在文本细读之中更加关注通过隐喻、象征等表现出来的对现实政治、伦理等的揭示，或者是个别作家以及个别作品与整个文学传统这个有机整体之间的关系。但他们都重视在对文学与非文学做出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性”这个概念，强调文学之为文学，应该有它独特的内在属性，而不应该像社会历史批评或伦理批评理论等那样，无限地扩大文学的外延，把许多本属于人类其他精神生产形式的内容，以及与文学不相干的内容都牵扯进文学的范畴。其次，他们对“文学性”的关注，即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都强调要回归文学作品的文本，回归到作为语言的艺术对文学最初的体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