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元浦(1951-),浙江浦江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文化理论。中国人民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在社会转型与范式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文艺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于问题的问题。阐释学的问题意识表明任何一个解释者都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文学解释学对问题的首要性的认识则表现为对文学范式的高度关注和依赖。每一理解都是向文学对象提出问题,抛出问题,是理解主体(前理解)向对象的一种抛掷、投射和设计。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这是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对文化的转向做出新的更为合理的阐释。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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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6-0096-09

      在20世纪文艺学的理论变革与历史发展中,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于问题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提出问题,提出什么问题是有意义的,它相对于什么对象有意义,在何种历史、何种语境、何种层面上有意义,不同范式观对问题是如何设定与回答的,即对于今天文艺学的现实来讲,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在解释学看来,有关问题的问题在众多问题中具有根本的优先性。我们不得不予以简要考察。

      一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第32节提出他的意义理论,论证了阐释的多样性,思维深邃,识见极富启发性。他在这一节发现了解释的三种功能:“问此”(As-question)、“设此”(As-which)和“构此”(As-structure)。所谓“问此”,是指任何一个解释者、研究者都不可能处于对解释和研究对象的“零”前提状态,不可能以完全客观的“居中”状态处理文本,而必然依据或明或暗的问题来筹划对象或曰向对象投射,因而对问题的回答也必然受到所问问题的制约。海德格尔指出:“作为领会的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它的存在。由于可能性作为展开的可能性反冲到此在之中,这种领会着的、向着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能在,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我们把领会使自己成形的活动称为解释。领会在解释中有所领会地占有它所领会的东西,理解在解释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1](P173)这种理解的筹划和投射意识即是一种问题意识。进入解释者视域的东西,总是在它的“为了作……之用”中被剖析,从而被视见,并且按照这种被剖析了的状态而烦忙。也就是说,对象总是作为问题的对象出现的。这一设定对于理解和解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解释活动的第二个功能是“设此”。设此即“作为什么”。任何既定的问此从本质上都在选择洞亮文本中设此的相应内容。海德格尔论述道:“寻视依其‘为了作……之用’而加以分解的东西,即明确得到领会的东西,其本身具有‘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这样一个寻视上的结构。……问题中的东西被认作为某种东西,被命名的东西也就作为那种东西得到领会。”[1](P174)这里,“作为什么”既是一种命名,又是一种对对象中相应性质与内涵的召唤、发掘并使之显现的过程。另一方面,对象也在解释中不断发生反冲与回应,在与解释者的不断对话中显现“作为某物”的性质。这就引起了解释的另一个功能。

      解释的第三个功能是“构此”,即“物之所是”的构造。构此是问此与设此之间的往复之接合(Articulation)。海德格尔说:“‘作为’[Als]造就着被领会的东西的明确性结构,‘作为’组建着解释……以‘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为线索解释存在者,并以这种接近存在者的方式把被领会的东西分环勾连起来,这件事情本身先于对有关这件事情的专门命题。”[1](P174)也就是说,问此与设此的接合,先在于我们正进行的任何主题性论断,而二者的接合便完成着构此的运作。

      当然,海德格尔也指出,解释并不是把一种“意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事物头上,完全是强加给它或给它贴上一种价值。事物与解释之间其实早已存在一种在理解中展现的相互依从的因缘状态,解释不过是将这一因缘状态解释出来而已。

      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出发,伽达默尔通过考察柏拉图的辩证法的范例,提出了关于“问题的本质”的论题。在理解中,所有的经验中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如果没有问题被提出,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实践,也就不可能有经验。对于解释学来说,问题对于一切有揭示事情意义的认识和谈话具有优先性。开启某种事物的东西就是问题。伽达默尔指出:“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但是,意义是指方向的意义(Richtungssinn)。所以,问题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一种使答复惟一能被给出的方向,假如答复想是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答复的话。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的出现好像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2](P465-466)因此,设定问题被提到解释学的首要地位来予以考虑。

      关于某物的提问实际上是一切事物的通道(过道)。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关于某物的提问首先就带给被问的东西一种开放性。被提问的对象是悬而未决的,应保有各种解释的可能,尚处在各种因素的均衡状态。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要求获得这种敞开性。而一旦提问缺乏这种开放性,那么问题就变成没有真问题之意义的假问题。假问题是那种没有提问者,也没有实际上的被问对象,而是早已确定了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问题的开放性又不是无边际的。提问又包含由问题视域所划定的指向或界限。提问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也预设了某种限制。因此,提问即是对对象在时空中的无限接续的发展之链的剖切,是对其趋向整体的无限过程性与趋向具体的无限可剖分性在理论上的中断,是对影响对象的无限多的相关要素的筛选和排序。所谓提问的首要性,就是在理论上限定对象在时空网络中的位置。由于对象是在时空网络的某一点做着四维辐射(就其在存在中的无限联系而言),我们的提问就必须首先限定其旨意所向和问题域,也就是要逐步接近对象的内核与多层次外延。这既是关于对象的问题核心及边界的设定,又是对对象语境和所处时空条件的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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