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的危机与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能从过去“左”的僵化的话语中恢复活力,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对西方各种理论的介绍和挪用上。对西方最新理论的掌握和介绍,几乎成了部分有机会与西方接触的学者才拥有的话语权力。好多年里,一个待在国内的学者对从国外访学回来的人常提的问题是:现在那边(经常指美国)最新的理论是什么?这个答案一开始可能是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后来又加上同性恋和酷儿理论。当然,与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是像译名本身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派理论家。但是,新千年以来的情形又怎样呢?或者,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回国的学者,已经不再有这样被提问的尴尬时刻,因为已经不再有上面这样的提问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懂内情的人知道,现在,他们“那边”已经在谈论“后理论”、“理论的危机”甚至“理论的死亡”了;部分也因为,即使在我们这边,早在9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对理论、尤其是太多据说是新的理论的厌倦。理论,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似乎已经到了“多即是少”的危机时刻,至少,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现在不再将目光总是瞟到最新的西方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去了。看似不是新的理论,而是理论本身已经令人厌烦了。 事实上,这种趋势与西方新千年以来理论发展的新趋向也是有意思地同步的。根据《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的说法,西方20世纪60至90年代可称为“理论时期”:在60年代和70年代,巴尔特、德里达、福柯、拉康、阿尔图塞以及更早的诸如巴赫金、索绪尔、本雅明和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理论文本广为流传;至80年代和90年代,理论复合成了“自我生产的模式”,“‘理论’这时已被大写,并以读本、导读和入门手册之类的名目不断地、大量地出现在教学大纲中,这种泛滥充分表明它受到尊崇的程度”①。而这种情形在新千年到来后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时出现了各类谈论“理论的终结”或“后理论”的著述,它反映了理论经历前一时期的爆炸性发展之后似乎必然会到来的危机,这甚至被称为“后理论转向”的时期。这些著述有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尔特的《理论的未来》(2002)、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等②。大家的共识,似乎是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好像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困难的、充满哲学意味的理论文本要读了”③。想来这确实令人松了一口气,尤其对那些总是觉得没有跟上理论新发展的教师和学生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当然,理论之后,并不是理论真的会像一阵风一样刮走不再存在了。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说的“后理论”其实是指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1965—1980)的消逝,他认为理论如果意为“对我们具有指导性的假设所进行的理性和系统的反思”,那么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④。对“理论之后”更为确切的理解,可能是理论的转型,而不是理论的消失。同时,学界也在探讨“理论之后”某种新的可能。各种新的趋势也正是在这样的后理论时期出现了。上面提到的有影响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编者,在2005年就归纳出了回归文学性、版本目录学、新审美主义等数种⑤。在后理论的时代,如何找到新的出路,确实是人文学者关心的问题。我的关注点是:理论之后,肯定仍然还会存在下去的文学研究能做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立足于一个重要的基础,即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语境。我的核心命题是:新形式主义会是文学研究在后理论时代的一种出路。 这里之所以要专门提出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语境问题,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益变得突出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区分。众所周知,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中生成的。卡勒在1997年撰写的《文学理论》中区分过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并认为文学研究是对文本的“鉴赏性解释”,而文化研究是从解读文本偏移到社会政治分析的“表征型的解释”,他还认为,这两者并不必然是矛盾的⑥。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卡勒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在2007年出版的《理论中的文学》一书中,他对谈论正酣的“理论之死”的话题颇不以为然,明确地说理论其实无所不在,他说:“与其把理论视为城堡中阴魂不散的幽灵,我更喜欢要更少戏剧性的理论形象,将它看作一个话语空间,文学和文化研究就发生在其中,纵使我们想忘记它也不可能,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⑦显然,卡勒担心的不是理论之死,而是他自己说的文学越来越被理论所忽略,他说:“探索文学在理论中的角色,我要矫正这种忽略,凭借着将理论引向文学和在理论中阐明文学——并不把文学和理论互相区隔开来。”⑧因此,卡勒所要做的,是再一次检查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回到“文学性”和“形式”问题,并以此在理论中推进文学研究。我个人也更赞同卡勒的立场。就目前的体制和现实而言,文学与文化两种类型的研究只会在大学或其他社会体制中以分立的形式存在,而不会真的有朝一日大学里全部的文学系都改成了文化研究系。美国《批评探索》杂志在2003年主办了一次研讨会,议题即与理论的未来发展、也就是“后理论”有关。参加讨论的有米勒、杰姆逊、斯坦利·费什、霍米·巴巴等著名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上,斯坦利·费什反感理论时代那种大而无当的、百科全书式的、在修辞上是权威的,在这儿来点弗洛伊德、在那儿又来点哈贝马斯的观点的写作,他认为这种写作看似与任何观点都有关,但因此也就与什么观点都无关。他说:“真正有效的理论发生在学科语境之内,并对这些语境突然发生的急迫问题做出反应。”他认为真正让你思考的书大部分是那种对构思狭窄的论题作尖锐和精彩思考的书⑨。我觉得他的观点颇有启发性。也就是说,在理论的“多”上很难花样翻新的时代,人文学者应当回到自身的学科语境中来作窄而深的研究。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回到文学研究的语境中,思考在所谓的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何以作为的问题。或许,正是这种从一度被视作前沿的、看似无边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往后退一步的行为,有可能将文学研究往前推进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