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位置与批评的空间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4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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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为“西方文论在中国学术语境的空间和张力”这一题旨写下一些文字,并非易事。我所谈论的问题,与文学理论的一般发展和现状有关,但主要不是在“理论之后”从文论内部展开讨论,不完全从学理到学理,而是更多关涉文学理论和研究的生态变化。我所理解的西方学界动向以及文论在其本土的境遇,有些在中国不很突出,有些说法不一定符合中国状况。然而,论说文学理论的空间和张力,离不开世界大势。当然,相似的论题早有不少论述。但是读者将会发现,我谈文论的空间和张力,或者困境和危机,更注重文化和社会因素,同样注重学术上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理论与文学、文学与批评的关系,或者批评与研究的关系。我不会、也没有能力回答有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只想呈现一些不一定正确的思路。同样,我也没有能力就某些“病症”开药方,更不敢大胆预测。本文的一部分内容,是想在概念和范畴上厘清一些东西,它们显然也与文论的空间和张力有关。

       一、文学、理论及其贫瘠的生态环境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着实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从克罗齐到韦勒克、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从卢卡契到伊格尔顿,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谁都想对文学作品做出新的解读。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历史困境中文学创作的不同反应形式。它们有其合理成分,可是也充斥着矛盾;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和语言危机的征候。在这个大环境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奇特现象:文学理论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文学本身;至少是那些大牌理论家,其风光程度并不亚于著名文学家。这也是一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当代理论之特色,时常旨在证明其自身,试图让人觉得那是自明之理、合情合理。至于理论是否能够用于实践;仿佛是次要的。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到中国。现今的文学爱好者,面对如此纷繁的文学阐释方法,大有不知所措之感,甚至迷失了通向具体文学作品的路径。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认为我的这种看法忽视了多元文学理论的益处。当然,我是很赞同多元方法的,只是想要在此强调一个事实:从事文学研究,从未像今天这样民主自由、纷然杂陈,视之为理论过剩或膨胀也不为过。多少年来,时常听到文学理论的“死亡”之说,或者认为理论大势已去,但是理论还活着,不少学者以其具体研究、特定方法及其成果来显示“理论”。以往的宏大叙事或大理论,被名目繁多的小理论所取代。

       几百年来,文学作品的真正读者基本上不会在乎美学、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理论中关于文学本质和功能的诸多命题和质疑,他们不会为文学定义或作家意图多费心思。“阅读文学作品,往往是在非常实际的具体关联中,且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修身养性,娱乐散心,逃避现实,寻求慰藉等。也就是说,读者是根据现实生活和生存状况的需求而阅读的。”①我还是坚持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这一看法。然而用于此处,自有其用意;至少,我的倾向显而易见,这是对理论之功能的怀疑;既不是“反理论”,也不是“后理论”。诚然,文学理论主要是为专门读者或者从事创作的人而写的,但是文论危机亦即它所遭遇的冷眼,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何为文论?文论何为?这是不少感到理论疲劳的人会提出的问题。或许只是一种讥刺,发问者不一定对答案感兴趣。

       反思文学理论之现状,会有危机感;而危机感不是没有来由的。德国文学理论家、经验主义文学研究的倡导者施密特(Siegfried J.Schmidt)早在1993年就已宣称,文学研究要么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将被完全边缘化。此说出现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没过多久,文学理论被各种思潮冲击得支离破碎。不过,整个人文科学也已是危机重重。嗣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越来越多,美国的不少比较文学系科更名为比较文化研究;而按照传统划分,文学理论正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梵·第根、韦勒克:总体文学②)。

       要谈论当代文学理论,离不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体发展和变化。在这个大环境中,文学和文学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显而易见的变化:

       (一)已经发生变化的是文学及其运作的大环境。新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人们对体育、流行歌曲和异国风味的浓厚兴趣,已经剥夺了文学曾经拥有的特权地位。在各种艺术中,文学不再首屈一指。西方曾有一种说法:田径是体育之王,诗亦即文学则是艺术之王。而在当今这个没有贵族气息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在与(新)媒体文化的角逐中,这两个年事已高的君王不再容光焕发;尤其对于纯文学,公众似乎只有厌倦之情,外部社会需求锐减。如今,文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人们更热衷于体育、音乐、电视、电脑、手机。或者说,文学同时尚、肢体语言、运动等其他符号系统没什么两样。

       (二)技术是我们的命运或曰宿命,它也通过媒介技术来影响甚至操控文学的发展。文学正面对一个窘境:人们期待它搬出自己的老宅,也就是走出书籍,迁居到新媒体中去。在许多国家,技术浪潮已经吞没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以及不少辞书和百科全书;不少科学期刊已经纯电子化,教科书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很难说文学作品的出版能够躲过这一命运。当今的阅读习惯,已经很能显示人们对电子产品的青睐。所有这些变化缘于信息技术,它为公众提供了轻松、简单的参与可能性。

       (三)传统的文学观念,建立在排他性的基础上;作家也同葡萄酒农一样,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文学生活中才会出现文学批评这一重要机制,其任务是甄选和评价。常听人说,19世纪的俄国文学之所以了不起,在于那个时代拥有大批评家。其实,批评并不能造就伟大的文学,但它能够且应当揭示和阻止劣质作品被看作佳构,或跻身于伟大的文学。毫无疑问,批评具有导向作用(包括误导),对于文学青年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在当今这个花哨而浮躁的社会,各种文化产品同时并存,人们不再坚守挑选、提炼和升华。轻便地借助遥控器来挑选电视节目,在手机上下载和翻阅趣闻,人们已经无暇根据批评权威的观点去选择和品尝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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