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4)05-0011-07 怎样使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切实减轻过重的学业负担，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教育难题。我国历代教育家十分重视乐学，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形成了较为系统、一脉相承的乐学观，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中国乐学思想发展的简要历程 中国的乐学思想发轫于孔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述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孟子是我国乐教的先导者，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一大“乐”(《孟子·尽心上》)，并且作为职业理想不懈地去追求，与乐学思想并行，也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此后，儒家学者的乐学观以及乐教观，大都是以此为依据加以阐发的。 秦汉之时，我国第一篇教育专著《学记》首次提出“乐学”概念：“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还提出了使学生乐学的“启发诱导”原则和“兴其艺”的方法。《吕氏春秋》则论述了“乐”与“情”的关系，揭示了乐学的情感心理机制：“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孟夏纪》)强调“劝学”在于动“人之情”，“为之而乐矣”。(《诬徒》)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明确表述了乐学的重要意义：“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缪称训》)并将“乐”分为“内乐”与“外乐”，要求“以内乐外”，强调“著于心”之乐。(《原道训》) 宋代学者在重视快乐学习的基础上，指明了兴趣与乐学的内在联系。张载说：“学至乐则自不已”，“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著心处如何”。(《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程颢、程颐认为，“学至于乐则成矣”，但“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二程集·遗书》)朱熹也有相同言论。 在明朝，乐学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专谈乐学的文献。湛若水认为“乐学”乃“自得之学”，“学不至于乐则不安，终非己有”。(《圣学格物通·进德业》)王守仁大声疾呼：“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传习录》)其弟子王艮的《乐学歌》以及李贽的《读书乐》无疑是中国古代乐学思想的生动体现。尤其是《乐学歌》写道：“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王心斋语录》)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清代学者也很关注乐学问题。王夫之提出“乐”“勉”结合、以“乐”促“勉”的教学原则，强调“本心之乐为”之重要(《张子正蒙注·诚明篇》)，将乐学思想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颜元“夜读不能罢，每先息烛，始释卷就寝。汝等求之，但得意趣，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已者”(《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形象地描绘了“得意趣”的学习是多么的快活和享受！王筠本着“学生是人，不是猪狗”和“人皆寻乐，谁肯寻苦”的朴素的人本理念，认为学习书中自有“乐趣”，(《教童子法》)不但要求教师把书讲活，把学生教活，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又以学生学习有无兴趣、是否快乐作为评判良师和庸师的标准。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新教育制度得以确立。虽然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了一定遏制，但是中国古代的乐学思想却与西方有不谋而合之处并符合新教育理念而得到继续发展。当时不仅引进了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斯宾塞、杜威等人的快乐教育理论和兴趣学说，而且生成了以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鹤琴、朱光潜等为代表的新乐学思想。其中，梁启超撰写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认定“乐业即是趣味”[1]，“趣味教育”就是使学生“好之乐之”，“教育趣味”则是“乐哉教育！乐哉教育！”[2]两者归结为一点，即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3]胡适则“大劝人发痴”，其“所谓的‘痴’，就是‘精神所至’，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能有这种‘发痴’的精神，虽排万难，若行所无事”。[4]他们的这一番话都道出了中国古代乐学思想在现代的传承和新解。 二、中国乐学思想的文化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观点的产生和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基础和缘由。在西方，崇尚快乐的教育理论与其信奉的快乐主义或幸福主义哲学息息相关；在中国，乐学思想与儒家哲学特别是“乐”的境界文化和人生哲学紧密相连。 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学派，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包括“乐”以及“乐学”“乐教”“乐业”等许多重要观点主张都源于此。如果说道家的境界是“虚”与“静”，佛禅的境界是“空”而“寂”的话，那么儒家的境界就是“诚”与“乐”。“乐”是儒家学者不懈追求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或境界文化，也是其信奉的一种人生哲学或人生态度。在孔子的思想中，除了仁义礼智信等人伦规范之外，“乐”可算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了。“乐”也是孟子人格修养的一个高度，“与民同乐”、“乐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君子有三乐”、“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等均为其言。此后，“乐”就成为儒家学者不懈追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境界，并始终贯穿在历代儒家学者的思想体系之中。[5]这个“乐”不是日常用语的“乐”的情感，更不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和“人生得意须尽欢”所代表的享乐主义，而主要是指使人能够抗拒物欲诱惑、保持内心平和愉悦，以及大志之人所具有的与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相联系的求“仁”、求“道”、求“诚”之“乐”。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快乐，是有修养之人才具备的一种自由自觉状态。这种“乐”的境界文化和人生哲学体现在学习和教育上，就是“乐学”和“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