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4)04-0017-05 韦伯曾言：“学术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符合逻辑和方法论，这也是我们确定科学的基本方法。但是，全部科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进一步的分析应当是：从学术工作中得出结论，有重要的知识价值。”[1]当今的中国，由专家、学者为主要成员的思想库正在通过“自上而下委托型”或者“自下而上渗透型”的路径进入教育政策过程，对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产生着日益明显的影响。 一、我国教育思想库的类别及其优势 思想库(Think Tank)也称“智库”、“智囊团”、“脑库”等，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用以指称当时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制订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战略的安宁环境。后来，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1964年庆祝他80岁生日的讲话中，用思想库一词来取代“智囊”。多年来，思想库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公共政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我国教育思想库的类别 国外学者对思想库的界定往往遵循四大基本特征，即主体是政策研究机构、目标是影响政策、地位相对独立且状态相对稳定。但是，由于国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研究中国思想库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不能照搬西方学者的定义，而应该采用一个较之西方社会思想库概念而言非常宽松的理解，即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因此，我国学者进行了一定的划分，例如，丁煌将我国的思想库划分为官方咨询研究机构、半官方咨询研究机构、民间咨询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咨询研究机构四类；朱旭峰将我国的思想库划分为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企业型思想库、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及大学下属型思想库[2]。 近年来，伴随着对教育政策决策科学化的重视，我国日益突出思想库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根据我国教育思想库的发展特点，本文将教育思想库分为半官方思想库和民间思想库两大类型。考虑到思想库的“外脑”性质，这里不考虑设置于政府机构内部的教育政策研究室。其中半官方思想库包括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以及大学下属的从事政策研究的研究所或研究基地，他们对政府作出政策决策提供了直接的帮助。比如，我国1957年建立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11年正式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该院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的重要研究阵地。1978年之后，各省陆续恢复或建立了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或教育科学研究院。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隶属于教育部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这是我国政府较早成立的专门的教育宏观政策研究机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教育政策这一行政工具的日益重视，专门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机构不断涌现，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北京大学的“教育领导与政策系”、首都师范大学的“首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教育部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教育部民办教育政策研究院”等，这些机构均将政策服务作为组织存在的宗旨。此外，2011年，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了“教育与产业、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教育与对外经济中心”、“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以及“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旨在依托多学科基础和跨学科人才，共建各有侧重、各有所长的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中心。这五家研究机构的服务对象既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各个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等，也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等宏观决策部委。 民间思想库既包括企业法人型思想库，也包括社会组织型思想库，如“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2010年成立的“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组建，该政策研究院致力于研究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教育战略需求，致力于推动我国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重大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支持，目标是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和国家教育政策的高级“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曾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非营利组织。此外，还有企业法人型思想库，如零点调查公司等，也在涉足于教育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二)我国教育思想库的优势 我国教育思想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能够弥补教育政策决策者或决策部门的信息资源不足、专业资源不足和时间资源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首先，教育思想库可以弥补政府教育政策过程中信息不足的问题。信息资源是指为决策者确定目标、制定决策方案、作出优化选择所提供的一切资料、数据、消息、情报等，是政策制定、执行、监测与评估的基础。当前，我国教育行政体系实行的是国家、省、市、县四级行政，教育行政层级较多。教育政策信息往往采用的是逐层搜集的方式，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监测与评估又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这就导致当中央一级获取到经过层层“处理”的信息后，即使感觉到有“疑问”，也往往会因为核实的成本巨大或直接深入基层搜集信息的成本巨大而不得不处于“理性无知”的状态。信息的不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政策决策的质量、教育政策执行的效率以及教育政策评估的公信力。与教育行政系统自上而下模式不同的是，思想库可以从横向角度搜集到相关信息，尤其是其中立的立场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配合。 其次，教育思想库可以弥补教育行政部门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是一个有理性的行动者对于某种外部挑战作出的果断的反应”[3]。教育政策包含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双重内容。如果说在价值选择方面应当鼓励多元主体参与，那么在价值问题确定的前提下，对于价值实现的手段选择和方案优化，专家通常被认为具有知识和技术的优势。思想库的成员大多是业内专业权威人士，能熟练运用教育政策决策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对教育政策问题有着较为理性的思考。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律起草研究中心主任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法律、法规。虽然立法、行政机构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信息来源，但他们确实需要像我们这样独立又有自己见地的研究中心替他们思考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不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会碰到一些部门利益的冲突，这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需要交由最高决策者解决。我们起草的法律草案，也需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我们的价值在于为政策的制定增加一个分析层次，让决策者全面了解问题的核心所在，知道各种方案的利弊，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4]陈至立同志早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2001年度课题评审会闭幕式上就强调：“从长远来讲，更全面、更科学的教育决策要靠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对有些问题要进行比较长远的研究，才能保证政策一开始就比较牢靠，而且有一定的延续性。”[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