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是在现代科学取得巨大进展、实证主义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文学研究意图追寻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怀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科学分析的“稳定”对象时。语言就自然成为聚焦注意力的目标；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则又为语言论转向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诸如洪堡特对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区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系统特性的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乔姆斯基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揭示、福柯关于语言与权力关系的阐释，等等，都为新的文学研究带来重要启示。特别是自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以来对语言认识的根本性转变，认为语言不再是“表现”或“反映”的透明工具，它本身就是“世界观”，这就势必有力促成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索绪尔的语言观是最受青睐的，它为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一、瑞恰慈：玄秘世界观与伪陈述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表示真假逻辑的叙述句同既不表示真也不表示假的语句做了区分，认为后者是心灵之所属，是诗和修辞的表达。19世纪30年代，洪堡特深入阐述了语言结构对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影响，并认为语言既是精神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精神的生动创造，反过来又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它反作用于人的精神生产，渗透到精神和情感的最隐秘的深底，构成人的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决定着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同样，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则表达了人类精神的丰富性，以使它能够跟人的心灵状态和感觉的内在整体发生联系。基于此，洪堡特分析了诗歌与散文，特别是科学的散文间的语言差异，指出两者在精神上的实质区别：“诗歌从感性现象的角度把握现实，知觉到了现实世界的外在和内在的表现，但它非但不关心现实的本质特性，反而故意无视这种特性；于是，诗歌通过想象力把感性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艺术—观念整体的直观形象。散文则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实际存在(Dassin)的源流，以及现实与实际存在的联系。因此，散文通过智力活动的途径把事实与事实、概念与概念联系起来，力图用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①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正是秉承文学语言具有区别于日常语言的独特性这一信念，去寻找文学性和诗性的。 作为英美新批评的重要人物，瑞恰慈同样相信文学具有语言独特性。在《文学批评原理》(1925)中，他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的精神活动做了分析，并将精神活动的起因分为两组：一方面，目前的刺激因素，以及与其相关联的过去刺激因素的作用，它们通过人的感觉神经进入精神，引起冲动反应；另一方面，存在着另外一组内在因素，即机体的心理、需要、欲望和本能等，它们是对各种刺激因素做出反应的预成心理。那种性质取决于它的刺激因素的冲动，瑞恰慈称其为“指称”，并认为，机体的内部状态通常会介入进来影响指称、歪曲指称。因此，反映或符合外部情况的指称，必须尽量排除内心需求和欲望的干扰。这种指称就是“真”，科学的发展正开辟出一个个可能实现的指称领域。不过，瑞恰慈并没有贬低机体状态干扰作用的价值，而是指出，人的冲动屈从于本能习性反而有利于构建心理场，它和“美”、“善”相联系，美和善是根源于需求、欲望对人的冲动的特殊歪曲的。这种因需求、欲望而受到歪曲的指称，瑞恰慈认为，它正是“虚构”。 对虚构的运用并非以假为真、自我蒙骗，它和以真为目的的指称同样重要，恰恰表达了人的心灵状态，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用法。据此，瑞恰慈区分了两种语言：“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也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感情用法。”②在瑞恰慈看来，在语言的科学用法中，不仅指称必须正确才能获得成功，而且指称与指称间的相互关系也必须合乎逻辑，必须经过严密的组织，从而不会阻碍进一步的指称。对于语言的感情的用法来说，指称方面的分歧再大也毫不重要，只要符合态度和感情的表达就可以；并且就感情目的而论，逻辑的安排是不必要的。它需要态度自身所应有的组织，有感情的相互联系，外在的逻辑则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 然而，科学知识并非与人的情感态度相绝缘，事实上它同样渗透着信仰、希望、恐惧和惊异，萦绕着人的种种意念和态度，以“情感用法”来界定文学语言，势必引起非议。此外，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文学语言也存在诸多局限。在稍后发表的《科学和诗》(1926)中，瑞恰慈对此做出了修正。他转而从世界观的历史演变来探讨诗歌。瑞恰慈认为，人对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从“玄秘的世界观”向“科学的世界观”的过渡。这种玄秘的世界观就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它相信一个精灵和天神的世界，以为它们掌管着人事，又能够接受人的召唤。诗和其他艺术就是从这种玄秘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而且会随这种观念的消失而终结。很显然，瑞恰慈这种说法与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以及诗根源于“粗糙的玄学”的观点一脉相承。瑞恰慈看到，科学的发展、知识范围的扩大和人驾驭自然能力的增强，驱逐着玄秘的世界观，使它开始衰落下去。但是，由于这种玄秘的世界观在社会集团内部经历过长时间发展，历经久远而稳固的统治时期，深深扎根于人的心底，存在于人际之间，它们就是人的一种独特的感觉方式，并成为人的行为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这些玄秘的观念作为一种对自然的解释，在人的最隐秘、最重要的事务中，就自然更适合于寄托精神和组织情绪的需要。由这种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宇宙同感情交融在一起，协调着爱和憎、恐惧和兴奋、希望和绝望，并赋予生命以形式、规定性和一致性。与此相反，科学所带来的是一个“数学的世界”、一个“单一性”的领域。这个“世界的科学图画”不会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 纯粹的知识并不完全符合人的日常生活目的，它板着冷冰冰的面孔讲述客观世界，按照理性机械地分析各种事物，而不顾及人的感性丰富性，无法为幽微的精神带来温暖。但是，当科学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并凭借自身的力量占领了世界，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也就判定玄秘的世界观为谬误了。诗和艺术由于扎根于玄秘的世界观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梦幻般的想象，沦为非现实的“虚构”。因此，瑞恰慈对我们说：“这种形态，让我叫它为‘伪陈述’(Pseudo－statement)。”并说：“能鉴别科学的陈述(Scientific Statement)(在这里，‘真’即是像人们在实验室里所理会到的一种验证)与感情的叙述(emotive utterance)(在这里，‘真’主要是有那可以被态度所接受的性质，或说得更远一些，是这些态度本身有可被接受的性质)的人会承认，诗人的职务并不是创作真实的陈述。但是，诗歌常有创作陈述的姿态，甚而有创作重要陈述的姿态。”“通常诗歌底叙述是依据着一种‘讨论宇宙’(Universe of Discourse)，一种‘佯信底世界’(World of Make believe)，想象底世界，诗人与读者共同承认的虚拟的世界。一种‘伪陈述’，若是合于这种假设底系统，便会认为是‘诗的真实’，而不会认为是‘诗的虚假’。”③这就是说，诗的语言并非言说事实的陈述，而是一种包含着玄秘世界观的陈述。因而也被今人视为虚拟的伪陈述。它与真假判断无关，只存在适宜或不适宜。“诗的真实”只追求可接受性，追求虚拟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协调性和适洽性，而非与事实相符合，正如维柯所说，“诗所特有的材料是可信的不可能(credible impossibility)。”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