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4-0113-07 诗学研究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学术研究追求的是学理性、抽象性，采用的语言、概念、结构、方法等元素和日常所说的与人生哲理密切相关的“隽语”似乎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但在一些既追求学术研究深度又追求学术表达深入浅出效果的学者那里，二者却可以结合起来。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史、批评史研究中，关注这种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和效果，对推进学术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曾心、钟小族主编的《吕进诗学隽语》在泰国出版之后，又在中国大陆、台湾相继出版，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在学术著作发行量不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关注度并不很高的时候，这是一件使人觉得不可能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结合吕进的著述仔细琢磨，这似乎又是情理之中的。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解释，“隽语”是“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话语”，这和箴言、格言、警句具有同一性质。在英语中，“隽语”一般翻译为Epigram，包含名言警句、讽刺短诗等，指的主要是耐人寻味的言辞；它也是英语修辞学的重要术语之一，其基本定义为：short poem or saying expressing an idea in a clever and amusing way，大意是用机敏、有趣的方式表达思想观念的短诗或言辞。“隽语”一词在一些前辈诗人、作家、学者那里已经有不少人使用，如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说：“《彩毫记》……其词涂金绘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说：“‘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买得我拌珠十斛，赚来谁费豆三升。’隽语也。”秦牧在《长街灯语·〈当你还是一朵花〉序》中说：“正是由于有好些警句隽语，闪烁于许多篇章之间，读起来它也就颇能引人入胜了。”[1]211不过，他们使用“隽语”一词谈论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以“隽语”来概括学术成果、学术话语的情形还比较少见。因此，这本《吕进诗学隽语》可能就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和导向价值。 “隽语”一般是通过简洁明了、充满诗意的话语表达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特征。它的表层特征是简洁明了，精致洗练，以浅寓深，往往一语中的；其深层来源是创造者的独特智慧：人生智慧以及由此生发的其他智慧，比如学术智慧、语言机智等等。许多流传久远的谚语、格言往往是那些文学、艺术大师对人生的哲理性总结，也有些是由普通大众创作并经过长期的传承、修正、完善并流传下来的。这些格言警句语言平易，富于哲理，将思考的深度和表达的浅易完美结合，揭示了人生的某些共同的本质。 由此推论，诗学隽语就是在诗学研究中揭示了诗歌本质、概括了诗歌普遍特征的精致语言。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成果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追求学理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这样的话语成为隽语并广为流传的可能性较小。而吕进的诗学著作中可以提炼出大量的“隽语”，这体现了他在诗学研究方面的别样特色。 《吕进诗学隽语》包括“诗美篇”、“诗歌分类篇”、“诗运篇”、“诗人篇”、“诗歌技巧篇”、“诗歌鉴赏篇”等6个部分，下设94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下都摘录了数条诗学语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隽语”，从以下几方面对吕进诗学研究的特色加以考察，以揭示“诗学隽语”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现代诗学的表达特征。 一、由个别到一般，揭示诗歌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 诗歌现象纷繁复杂。诗学研究当然应该对所有的诗歌现象予以关注，讨论其生成的心理机制、经济社会背景、文化根源、艺术动力和艺术效果等，也要以发展的眼光观察诗歌创作中出现的各种新动向。 在诗学研究中，个别研究、特殊研究，如诗人研究、诗歌作品研究、诗歌思潮研究、诗运研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从诗学研究的最终旨归看，它们都只是为诗歌的文体特征和发展规律的揭示提供基础。诗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大量诗歌现象的考察，提炼诗歌的文体特征，概括诗歌的发展规律，而这些特征和规律又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诗歌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影响甚至矫正诗歌创作中出现的“违规”现象。 吕进的诗学著述，从他的成名作《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到他的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1990)再到他后来对新诗的“三大重建”、新时期诗歌的“新来者”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提炼出了对诗的文体规律的认识。他提出的对诗的认识拥有广泛的涵盖范围和抽象度，具有超越个别时代、诗人、诗潮的普遍性，无论哪种诗体、哪个思潮的作品、哪个时代的作品，都可以在他的诗学主张中找到自身的特点和归属。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根据学科的划分把吕进的诗学研究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范畴，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他的现代诗学研究是以现代新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但是，这种归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在他的一些具体的文章、著作中，我们有时难以直接找到厚实的“史料”作为支撑，甚至还涉及古代、外国的一些诗歌现象、诗学主张。这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切入角度、研究方式等都存在不小的差异。不过，只要仔细研读他的诗学成果，我们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从大量的诗人研究、作品研究、诗潮研究之中提炼出来的，只是他较少描述繁琐的现象，只关注这些现象所包含的诗学信息，这就使很多史料信息都隐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吕进认为，诗学研究是描述性的科学，“诗学是诗歌现象的描述与抽象”[2]3。他的诗学主张都是从对多种诗歌现象的考察之中概括、抽象出来的，不是就事论事、就文谈文、就人说人，有时甚至是从跨时代、地域、民族的诗歌现象中思考诗的特征。因此，从其本质来说，吕进的诗学研究更多地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