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

——评朱光潜早期文艺功利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钱念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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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各种文艺观点中,被误解最厉害的莫过于他的文艺功利观了。在人们印象中,他是个“否定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联系”的人,是个强调文艺“超现实”的“艺术至上论者”[1]。 这一点,甚至于他自己也承认。1956年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他在清理自己1949年以前的文艺思想时曾说:“我的基本论调是把艺术看成超社会、超政治、超道德的。这表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上”[2]。然而,只要我们不是片面“摘句”式地对待朱光潜的文艺思想, 而是细读他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直接论述文艺与道德、文艺与人生关系的篇章,则会发现:人们原来的“印象”并不确切,他自己的“承认”也与事实相违。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呢?

      根源在于朱光潜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本身的复杂性。这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他的前期(1949年以前)思想中,确实比较突出地存在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超现实”、“超功利”的观点,但是他也在许多地方阐发了艺术与现实、与社会、与道德的紧密联系,对于文艺如何发生社会影响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问题是,在他的整个著作中,谈文艺“超现实”、“超功利”的内容多于后者,以至掩盖或让人忽视了他的文艺与现实密切关系的论述。二、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美学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其自身经历了重大变化。在1931年前后完成的《文艺心理学》初稿和1932年出版的《谈美》中,他基本接受康德、克罗齐一派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同任何实际功利效用是相对立的。但是,在193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和1936年正式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他已开始越来越自觉地批评形式派美学的缺点,尤其是在文艺与道德、文艺与整个现实人生关系等问题上,他的观点发生了重要转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转变,而仍然把他看作一个纯粹的形式派美学论者,这怎能不导致对他的文艺思想发生误解呢?翻开《谈美》,“开场话”就写道:

      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3]

      类似这样的话,在朱光潜的早期著作里俯拾即是。人们据此把他看作“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认为他“否定艺术的社会性和功利性”,当然不是空谷来风,而确实是有根有据的。问题在于,这主要是他1933年以前的观点,在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他便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十九世纪后半期文人所提倡的“为文艺而文艺”,在理论上更多缺点。喊这个口号的人们不但要把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完全分开,还要把艺术家和社会人生绝缘,独辟一个阶级,自封在象牙之塔里,礼赞他们唯一尊神——美。这种人和狭隘的清教徒恰走两极端,但是都要摧残一部分人性去发展另一部分人性。这种畸形的性格发展决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艺术,因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4]

      诸如此类申述艺术与人生、与社会联系的话,在他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的著述里,也是反复强调的。对此,我们显然不该视而不见或一概抹煞,而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清理。这清理对于消除以往对朱光潜的误解,发现对我们文艺理论建设有用的积极成果,都是有意义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光潜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里注意了艺术与人生、与社会的联系,但是他的文艺功利观与当时蓬勃崛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对文艺的要求,仍有相当差异;他对“左翼”文艺家简单地用文艺作为宣传工具的做法,更是公开表示反感。为此,他当时受到了“左翼”文艺家的激烈批评,他自己也作了反驳。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他与当时“左翼”文艺家之间的分歧?这不仅是朱光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涉及到如何评价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因而不应回避。好在今天与当时已相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已能够站在超脱当事人的“庐山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双方的论争,发现应该记取的教训和可以吸取的经验。

      二

      朱光潜关于文艺功利关系的论述,在《文艺心理学》第七、八两章里谈得最为集中。第七章“文艺与道德(一):历史的回溯”,主要从中国和西方两条线索,检讨历史上各家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看法,以“看清各家争点所在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5]。 第八章“文艺与道德(二):理论的建设”,在衡量“文艺寓道德教训”和“为艺术而艺术”两说缺陷的基础上,着重申述自己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看法,意在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朱光潜认为,以往关于文艺与道德的探讨,之所以越争论歧见越多,离解决问题的道路越远,关键是在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都存有很大弊端:

      在历史上文艺与道德的问题闹了二千年之久,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卷入战团,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一个结局。这件事实固然显出问题的繁难,同时也引起我们怀疑从前人讨论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就态度说,他们都先很武断地坚持一种信仰而找理由来拥护它。就方法说,他们对于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不是笼统地肯定其存在,就是笼统地否认其存在。其实就某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密切相关,是不成问题的;就另一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应该分开,也是不成问题的。从前人的错误在没有认清文艺和道德在哪几方面有关系,在哪几方面没有关系,于是“文艺与道德有关”和“为文艺而文艺”两说便成为永远不可调和的冲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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