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新世纪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思考中，从思想生产的维度探讨这一命题的相关内容极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在其观念建构与学科知识的形成中，思想生产无疑具有奠基与导引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现代以来尤其是新时期后，中国文论在思想生产方面的滞后与贫乏，亦不同程度地造成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困顿。因而，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这一命题做进一步的辨析与探讨。 什么是思想的生产，文学理论何以具有思想生产的特性，这需从理论的涵义及文学理论的现代特质与学科属性等方面予以阐明。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卡勒对理论的基本理解是：理论表示思考、猜测，理论是一种判断。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学、电影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理论既批评常识，又探讨可供选择的概念(卡勒2-5)。尤其是作者对理论的四点系统性阐述，极为深刻地表明了理论具有跨界性质：它能吸收不同的价值资源，从而形成独特的学科话语；理论具有思想阐释与表达的功能，其诠释与生产的丰富性可伸展于广泛的文化视域与空间；理论具有了解对象价值意向的热情并超越于现行状态及其规定；理论具有反思性意识，其终极目标在于对意义创造的守护与践行等等(卡勒16)。诸种特征及规定，毫无例外地构成文学理论所具备的基本内容。卡勒颇具针对性地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它既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它已经专指那些对表面看来属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提出挑战的作品，并为别人在解释意义、本质、文化、精神的作用、公众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大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供借鉴(卡勒3-4)。可见，在卡勒对理论及文学理论的理解中，思想生产与意义阐释占有极为重要的基础地位。在文学理论的观念构成中，“思想与作品汇聚成整体”的说法是一种本源性理解，它说明思想的生产具有某种奠基性作用。而这种理解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说明。按照两位批评家的看法，“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虽然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厌倦了这种过分地思索和推理，但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论文来处理的议论仍旧存在着”(韦勒克 沃伦122)。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发展中思想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史是关于人类精神与思想的形象化记载。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传承，除了需要艺术与审美的要素外，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是艺术结构中所隐含的思想生产的意向、深度与内在影响。所谓“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既是马克思对伟大作品何以产生的最好诠释，也表明了在文学效果形成的“合力”结构中，思想生产所具有的基础地位与主导作用。显然，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韦勒克 沃伦137-38)。思想在文学中的存在会使文学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与境界，甚至增强艺术家认识存在的范围和深度。同样，在批评家的实践中，如果无视作品价值取向的存在，甚至脱离思想生产的作用，其理论与批评将会苍白无力，甚则丧失生产与阐释的方向，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对文学理论现代特质的探讨中，思想性的存在及其生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20世纪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之所以被称作“批评的世纪”，从某种程度看，是由其独特的思想生产与在文学实践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无论是人文主义抑或是科学主义的种种思潮，作为重要的思想元素，在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的形成中均产生了奠基性与规导性的作用。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所讲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密不可分(伊格尔顿196)，这是对现代文学理论鲜明的思想生产特质的深刻揭示。伊格尔顿在该书结论中所提出的政治批评，已超越了社会组织构架与制度之类的狭义政治，它所关注的是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的问题，包括种种人文思想取向在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中的生成与建构。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等人，通过对1985年到2005年之间“当代文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转向与变化的分析，明确揭示了西方文论的内在境况。即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小写的、众多的“理论”，“理论转向时期”孵化出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那些集中讨论性别和性的激进理论和实践以及那些试图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人尤其如此。“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塞尔登等8-10)。以上分析表明，当代文学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激进文化政治的一部分，无论是何种批评与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取向与立场，当代社会丰富多元的思想形态，更多地以介入和干预社会公共文化实践的姿态，以观念生产的丰富性与现实取向，体现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构型及其生产之中，构成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显著特征。新千年开启的“后理论”时代，似乎有一种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拉曼·塞尔登等在“结论：后理论”一章中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特征，诚如书中所揭示的，人们或者已注意到理论遭到的谴责是，它好像总是缺失了一些某种东西，那个(更真实、更富活力、更有本质意义的)某种东西存在于过去。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如乔纳森·卡勒说，理论是“对常识观念充满战斗气息的批判”，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大卫·凯洛尔说，理论遭遇的是“未经验的主流批评策略[……]传统问题中固有的矛盾和复杂性”，它寻求“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用不同方式提问”;迈克尔·佩恩(Michael Payne)说，“理论讲的是我们如何以自我反身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说的也差不多：“倘若理论意味着对我们那些指导性假设的一种合理的体系性的思考，它就将永远是不可缺失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要存在下去的，正如卡勒说的，理论是“无尽的”(塞尔登等326-28)。诸多理论家的分析已十分清晰地表明，进入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新境况，而“理论的终结”与“理论死亡”的预言，则有悖于人类精神演进与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一种人文思想与价值信仰的潜在危机，与理论作为“思”的面向与天职格格不入。所谓“后理论”问题的开启与提出，其实预示着一种更为艰巨的人文境遇，面对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的严峻挑战与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文化与文学的生产能够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重新担当起历史重任，以思想的创造推动人类文化建设，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注入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