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G.C.Spivak，1942-)是当代美国最具有冲击力的批评家之一，通常她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并称，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理论著称于世的。但是，斯皮瓦克的批评杂糅了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方面，以至于人们通常也称斯皮瓦克是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Spivak IO ix)。斯皮瓦克的批评所涉及的这些理论资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叠加，而是呈现出她所说的理论“协商”的状态：相互碰撞和暴露其历史局限，同时也相互补充，使其更能适应新的现实。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影响就是如此。例如在《他者的世界》(IO)中，斯皮瓦克在谈到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时说：“在过去几年里，我同样开始明白，不仅仅是解构简单地为女性主义者开掘了道路，同样，女性主义者也为德里达提供了空间”(Spivak 84)。而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碰撞结果则是暴露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和经济决定论等问题的本质主义倾向；相反，解构主义则在马克思主义面前显示出它对于现实问题的忽视，因此斯皮瓦克明确反对为哲学而哲学、为理论而理论的方式去处理德里达，相反，她认为需用政治的方式去解读(Landry 75)。 整体上说，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的强大影响在于为其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她认为“解构主义，它实际上是一个方法的名称[……]它是看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做事情的计划，是看待做事情的方法的一种方式”(Hara-sym 133)。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对独断性的解构，同时达成对差异性的解放。显然这与传统形而上学以牺牲特殊性来追求普遍性，最后以真理的名义达到普遍性的独断这种本质主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如果把斯皮瓦克的解构主义思维仅仅看成是对本质主义的颠覆和否定，那也是有问题的。这一点与我们表面上对解构主义的那种激进式的理解不同。解构主义对斯皮瓦克的吸引力与其说在于这种简单而痛快的否定，不如说更在于对这种过快的、激进的否定的再否定。她曾经说过，“当我第一次阅读德里达时，我不知道他是谁，看到他事实上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去揭露西方的哲学传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Harasym 7)。应当说，这种从哲学内部进行的“颠覆”的方式，才是吸引斯皮瓦克的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其提供的“革命性的思维方式转换”的关键点。有时，她也把这种方式称为对于“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的批评。这种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是什么呢？恰恰就是各种形式的本质主义。换句话说，我们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非本质主义的途径，如果存在这样一种非本质主义的途径，那解构就只能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托的虚无主义和以游戏为主的空洞的享乐主义。当然，解构的“本质主义”只是一种方式和策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不是把它作为事物存在的方式，而是作为人们对有些事物进行批评时必须采纳的某种方式”(Harasym 51)。因此，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 解构主义的策略性，尤其是对本质主义的策略性理解不仅对斯皮瓦克重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重申马克思的核心批判精神提供了重要方法，同时也为斯皮瓦克探讨反抗之可能性的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 斯皮瓦克认识到，解构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的批评，批评的手段本身就不得不来自于批评对象。但不同的是，一个在于隐藏本质化过程中的主体参与，一个承认这种参与的存在；一个在于使本质权威化，而一个在于临时性的采用本质的实践作用。正是在这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斯皮瓦克找到了“策略”存在的空间。从辩证的关系来看，批评实践要产生作用，也必然要求建立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的临时稳定性。因此，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拆解性的工作，因此要发挥解构主义的颠覆性作用，那么抵抗实践则必须依托某种“建设性”或者肯定性，以找到可以称之为“反抗”的可能性和反抗的力量来源。就这个问题而言，斯皮瓦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建构属民群体的主体意识。在这里，“属民”(Subaltern)及其“主体意识”正是斯皮瓦克策略化地使用的本质主义式的概念。 斯皮瓦克的“属民”这个概念，特殊的地方在于其“不能说话”，①即缺乏主体意识这一方面，因此建构属民的主体意识就显得十分迫切。事实上，在葛兰西首先使用“属民”这一概念的时候，它就具有“不能说话”的初步特征，它主要被用来指南部意大利的乡村农民这个没有组织的人群，这个群体没有一种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并因此而容易顺从于统治观念、文化和政府领导，他们是“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在定义上，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下层社会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即使他们有统一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会“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打断”(葛兰西36)。从这些特点我们看出，属民的“不能说话”，最重要的是没有一种统一的集体性，最终的原因则是由于文化上的顺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印度“属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扩展了葛兰西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用来指“南亚社会中的从属群体的普通属性，不管它是根据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务还是根据任何其他方法来进行表述”(Guha 35)。而斯皮瓦克心目中的“属民”则具有更加宽泛的所指：“知识暴力所标示的封闭地区的边缘”，或者“被压制的、沉默而不出声的中心。”“处于文盲的农民、部族、城市亚无产阶级的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们”(罗钢 刘象愚118)。不仅在范围上有一定的变化，同时最重要的是，斯皮瓦克强调了这一群人所遭受的知识和文化暴力，即他们的“沉默”特性。当然，这种“不能说话”主要来自于他们没有独立再现自身的意识和话语方式，只能处于“被别人说”的状态，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绝对他者”。由于主体性的缺失，他们既不能表达自己，同时也不可能被别人真正表达，这样一来，他们一方面司空见惯，但另一方面却有些类似于“外星人”。属民的这种“绝对他者性”，在解构主义的伦理问题上有所涉及，并且是一个解构意义上被永远延迟的、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困境”(aporia)，是一种“子非鱼而安知鱼之乐”的困境。既然如此，让属民群体渐渐学会“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最终摆脱顺从的命运何以可能？显然，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反本质主义进行绝对化，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谈论属民及其主体意识，当然也就谈不上抵抗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