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教育学一直受到学界的质疑，追本溯源，一个明显的原因是“教育学的学理研究弱，未能做出一门成熟学科所应做出的值得称道的贡献”[1]。如何实现学科成熟，在库恩看来，“范式”的产生是一门学科达到成熟的标志。何谓“范式”，库恩指出，“它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简言之，“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2]如是，技术和实践层面在“范式”中居于重要地位，方法作为重要的实践技术就成为教育研究亟待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无独有偶，涂尔干也认为：“一门学科如欲发展成为一个合乎科学的学术，首先必须有确定的研究主题与对象，其次是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3]就当前来看，教育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且时有创新，但是许多研究者对于方法论的内在逻辑认识不清，在解释表述上语焉不详，且层次混乱，在使用时经常出现乱用、误用等现象。因此，澄清并理顺教育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成了当前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且重要的课题。 一、教育研究方法的演化过程 方法的形成与发展与人类知识的演进以及学科体系的发展一脉相承。下面即对知识、学科和方法三个层面加以阐述。 (一)从“知识”到“研究”和从“知识型”到“研究型” 以名词来看，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知识”[4]。如此论断影响了西方知识界近千年，直至笛卡尔时代，西方知识论才发生转向，从“本体论”走向了“认识论”，也即由研究“知识是什么”转向了“知识如何获取”。在当前国内，石中英把知识总结为一种“经验”，也即“一套系统的经验，一种被社会选择或组织化了的经验，一种可以在主体间传播的经验和一种帮助人们提高行动效率、更好达到行动目的的经验”[5]。知识本来由人类所创造，但如今人类却成了知识的“标签”，如此也形成了一些经典的有关人的定义：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列维·施特劳斯说“人是语言的动物”，维特根斯坦说“人是做语言游戏的动物”；倘若加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概念，又形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亚当·斯密的“人是经济的动物”和梅奥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等一系列假设。知识又经常以动词的含义出现，这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孔子的知识论是“默识”、“好学”、“学而知之”等，朱熹的知识论是“格物致知”，从而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如此一来，人类可以用知识来改造世界，来改造自己，来改造知识本身。而主动且有目的的改造就是一种研究活动，故可说研究的发展与知识的发展同根同源，从知识的演变过程中就可以体察到研究的演化过程。总而言之，人类改造着世界，并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符号和思想体系来运转着世界，但是这个体系是不完美的，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发展，如何改进和发展就需要进行研究。这样的发展变化就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型”和“研究型”。 在知识发展史上，学者们对时代占主导地位知识的分类可谓千差万别，有的是以“共时性”划分的，如罗素的“实物性知识”和“人的知识”的分类；有的是以“历时性”划分的，如舍勒的“拯救的知识”、“文化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的分类。但最经典的要数孔德的“三阶段论”，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或称之为“虚构阶段”、“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6]但是，最早提出“知识型”概念的是福柯，他认为在特定知识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这就是“知识型”，依此逻辑，他把知识划分成了三种类型：“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当代知识型”。[7]但是明确提出“转型”概念的还是库恩，他用了“范式转型”的概念来代表理论创新，[8]其变革路径是：前科学时期(无范式)→常规科学时期(建立范式)→科学革命时期(范式发生动摇)→新常规科学时期(新范式建立)。[9]依此逻辑推演，有学者提出，西方自古希腊以降共发生了五次知识转向：古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中世纪的“神学转向”；笛卡尔时代的“认识论转向”；19世纪末的“语言论转向”和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10]随着对“范式”及“转型”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范式转型”还可以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观念范式转向、规则范式转向和操作范式转向。[11]如此来看，范式的转向不仅仅是知识观的转向，更重要的是知识应用的转向，也即利用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转向。在人类研究史上，已经出现过三次不同的研究形态(也即发生了两次“研究转型”)：(1)古代研究形态，其宇宙观是朴素的有机论，方法论是整体论，主导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2)近现代研究形态，其宇宙观是机械论，方法论是还原论，主导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3)当代新萌芽研究形态，其宇宙观是有机论，方法论是涌现论，①主导思维是系统思维。[12]这些研究形态的变化其实质也代表了研究方法的变化，不过，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有差别的，这与学科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下文就对教育学作以简要说明。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特点 西方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英美派的三分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另一种是德国派的二分法，即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教育学不属于自然科学，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众说纷纭，学术界习惯上把它归属到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既然在分类上合二为一，那么在教育研究上也可以把二者的特点合二为一。从研究对象上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其研究价值不在于为人们提供物质财富和实用技术，而在于提供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客观的人类社会，而不是具体的人，其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机制、变迁、动因等进行深入研究，目的是获得关于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系统知识和理论，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管理社会。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人文科学主要在于意义分析，较多地使用了解释的方法，而社会科学则较多地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孔德认为，“社会犹如一个有机体，具有独特的性质，因此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13]如此看来，知识虽然是要差别对待的，但方法却是可以融通的，故而，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可以灵活运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如此一来，教育研究在表达方式上形成了文学性和科学性两种方式，[14]也就形成了两种范式“双人舞”的研究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