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以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告终。在抗战中作出重要贡献、历经多次调整的各级各类教育，此时面临着重大转折。例如，抗战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据战后初期一份统计显示，全国文化机关战时财产损失共计1，959，619，743，506元；[1]401战争结束后，文教事业亟待恢复振兴；由于战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应对措施，使得抗战胜利后的教育界留下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迁移高校约有83所[2]3－9，战后这些高校的去留问题急需重新考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文化奴役，沦陷区民众的教育问题同样堪忧；战时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对学校师生的严格监控、学校军训带来的问题等。 在此形势下，教育工作的重心也随之转变，急需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商讨战后教育的复员与发展。于是，国民政府决定于1945年9月20日至26日在重庆举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为了集思广益，政府邀请官方与民间代表共同参会，为制定战后教育发展大计贡献智慧。不过，事与愿违，会议的各个环节是在政府严格操控下完成的，这次教育决策民主化的尝试流于形式。 一、筹备工作与会员队伍 (一)会前准备仓促，社会反应冷淡 教育部做出召开全国教育会议的决定比较迅速。日本投降后的第12天，1945年8月27日，教育部教育复员计划委员会决定于9月20日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同时，推定23名筹备委员会委员。①[3]1此后，教育部专门发函告知各省市、相关部门及受邀专家等届时赴会，一些报刊也发布了即将召开会议的消息。《大公报》较为及时，于教育部确定开会两天后(8月29日)便刊载了即将举行会议的通知，并对会议目的及会员资格等问题给予了报道。会议筹备委员会于9月1日、11日和17日分别开会议决了会议组织规程、审查规则及议事规则等[3]2－12，对教育部提案进行了研究。9月6日，大会秘书处正式办公，派定黄如今司长为秘书长，各组负责人一并被指定。[3－6]总之，这次会议筹备时间不足一个月，显得十分短促，故而各项工作较为匆忙。 社会各界对此次会议的关注度不高，发布即将开会消息的报刊很少。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报刊对会议发表了看法。如《新华日报》指出，战后教育发展“并不简单是复员”，更在于“革新”，教育民主化应是会议关注的重点。[7] (二)会员队伍：政府势力强大 会议规程对会员的要求十分详细，共分为十六类，并分类对会员人数给予了规定： “(一)教育部部长、次长、参事、司长、简任秘书、简任督学及由教育部部长就所属各委员会委员中指派四人； (二)中央党部各部会代表五人； (三)中央团部代表三人； (四)行政院各部会署代表各一人； (五)军训部代表一人； (六)参政会代表五人； (七)国立中央研究院代表三人； (八)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筹备处代表各一人； (九)公立大学校长； (十)独立学院院长五人； (十一)专科学校校长五人； (十二)各省教育厅厅长； (十三)行政院直辖市教育局(或社会局)局长； (十四)各省市临时参议会各一人； (十五)教育部遴选之专家四十人； (十六)国立中等学校校长三人。 以上各校校长、院长、厅长、局长，如因公不能亲自出席时，得派代表一人出席。”[8]52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会员都是被指派的。当然，也有少量会员由于无法赴会，由他指定的代理人代为参会，各类会员共215名，[3]13－19会员队伍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绝大部分会员曾留学国外或赴外考察，赴美者最多。 如表1所示，在总计215名会员中，约有188人的赴外经历可查，其中约有159人具有留学或赴外考察经历，约占会员总数的74%。其中，赴美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41%，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会员比例也不小。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中国教育界受到欧美国家影响的程度加深。
第二，会员多数为中年人。 如表2 所示，在总计215名会员中，约有174人的年龄可查，其平均年龄约为48．44岁，其中，41岁-55岁的会员最多，为114人，占可查会员总数的66%。会员年龄最小者为私立辅仁大学教授，时年30岁。最大者为教育部聘请的会议指导吴稚晖，时年80岁。可见，会员队伍中年轻人的比重较小。 第三，会员队伍中官员众多，官方势力强大。 在总计215名会员中，代表民间人士的教育部聘请专家仅44人，比例约20%。尽管有高校及中等学校校长或代表出席，但是他们多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学校领导。其余会员多是各省市教育厅厅长、局长、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员或职员。可见，代表民间的会员势力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