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3)09-0005-07 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近三十年来，教育史学界逐渐抛弃了极端意识形态化年代形成的狭隘的政治工具论的功用观。这本应是一个系统重建教育史研究功用观的有利时机，但除少量的论述和大量的议论之外，教育史学界对此却少有系统和深入的讨论。相反，在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各种肤浅的、功利主义的、迎合一时之需的功用观却大行其道，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亟须对教育史研究的功用进行合理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科学的功用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探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从而使教育史学科不断获得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根据文献调查，中外诸多教育史家都曾就教育史研究的功用问题进行探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综合各种关于教育史研究功用的主张，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认识功用观、道德功用观、政治功用观、实践功用观、政策功用观等。 认识功用观。这是教育史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这种功用观认为，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对教育历史的认识和探索，形成洞察力，从而把握当代教育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往鉴来”、温故知新。滕大春教授就曾经指出：“外国教育史如何对待‘用’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要求一种教育基本理论学科给当前某些具体教育业务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是难以胜任的。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史却能培养人们较为远大的教育眼光和对于教育课题的领悟能力，而这种眼光和能力每每能产生人们意识不到的威力。教育史不是实用性或技术性的学科，其功效每每不是立竿见影的。有人考虑把各历史时期的教育法令、法案、规划、报告等等，尽量纳入教材，这未免是画蛇添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通史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断代教育史、国别教育史、专题教育史的探索，而且在探索过程中恰当地联系实际，深入地分析比较，才能逐步达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要求，绝非是一蹴而就的”[1](P2)。 刘伯骥先生认为：“历史是人过去思想文化的记录，寓有温故知新——讨论过去，展望将来的作用。教育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文化史的范围，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学术思想与艺术等。教育史是过去教育行为的记录，提供丰富的内容，为现在教育的借镜，如想了解现实的教育，自应重温过去的教育，是以研究教育史，对于过去教育的经验、方法、理论、价值、与其前因后果，可得一贯的概念，不仅藉以了解过去教育的效能，且藉以体认和比较现在教育的得失，与展望将来教育的演变。故，研究教育的学问，教育史是很重要的。统言之，教育学与教育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2](P1)王保星教授则指出：“教育史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教育史学家在对人类社会教育史发展的过去和其自身所处社会教育发展现状之间所建立的一种联系。作为已经发生过的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可以帮助现时代的人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教育的性质与范围。”① 道德功用观。根据这种观点，教育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发掘历史的伦理和道德的价值，通过了解教育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和教育家的思想、精神、业绩，掌握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总体过程，理解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以此启迪、激励和教育后人，并提高未来教师的教育素养，开阔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创造才能，激发他们对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的情感。在大多数国家，教育史在作为一个专门知识领域兴起的早期阶段，通常主要被用作教师培养或培训的重要科目。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教育史的道德功用就是非常自然的。早在1891年，美国教育家马克斯韦尔(William H.Maxwell)就曾明确指出：“在恰当研究教育史时，由于产生了实现人类所完成的伟大事业的感觉，结果就产生出一种最高级的教养，通过激发尊重给人类以深刻印象的伟大教师的感情，传播教师职业高贵的思想。它向我们表明在权威经验过程中展示过去进行的各种实验、历代积累的、业经证明的效果，避免的应是什么，缺少的又是什么，它向我们说明原则和方法。”[3](P416) 康斯坦丁诺夫等人认为，研究教育史对提高苏联教师的教育学修养将起很大的作用，有助于他们获得教育技巧，向他们传授人道主义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从而在教师的日常活动中给他们以帮助[4](P3－4)。亨利·纽曼(Henry Neumann)指出，教育史是充满价值的，尤其是道德价值。这些价值远比即时的技术效能重要得多[5]。 政治功用观。这种观点主张，应当依据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解释教育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提出某些思想主张，从而论证这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杨贤江是较早提出教育史研究的政治功用观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将区分教育的“意义”作为“教育史所具更根本更重大的任务”[6]。而他所说的划分教育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是区分教育的阶级性。正因如此，他的《教育史ABC》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教育历史发展的专著”[6](P54)。 在米定斯基、康斯坦丁诺夫等前苏联教育史家的著作中，教育史研究的政治功用观进一步成熟。在米定斯基等人看来，教育史研究的主要使命是“研究自远古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学校和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它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揭示阶级社会中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阶级本质和局限性，揭示在这个领域中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的斗争，进步的教育理论跟反动的教育理论的斗争，并且揭示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规律性”[7](P1)。“教育史可以帮助我们抛弃一切对共产主义教育来说是过时的和不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还可以用批判地改造的形式来吸取一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践有用的东西”[7](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