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结构上的调整和重建。在原有的结构及其所形成的秩序逐渐失效，新的结构和秩序尚在建立之中的时候，社会容易出现不稳定状态。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转型期间政治结构的调整与不稳定的相关性，以及如何在变革中实现政治稳定。 一 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后果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社会政治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经济形态的进化，另一方面出自推动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经济发展使社会中逐渐生产新的社会力量，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无法容纳新兴社会力量，无力协调和统帅社会，不得不进行调整，以便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为了担当推动经济增长责任，国家也必须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政治权威基础的变更。在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传统社会中所流行的社会政治权威会失去存在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分化需要一种新的权威结构来统帅和整合。不发达状态下社会的结构类型简单，社会分化尚未真正展开。拥有大量土地、军队或城市初级工业的少数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军阀或贵族掌握了社会的统治权，广大农民、工人和城镇小生产者处于无权地位。这些权贵们靠着手中的土地、财产、武装或世袭的爵位，高居于平民百姓之上。他们通过封建王朝的行政或教会组织，或宗法血亲纽带，实行中央政权对全国的直接统治。除此之外，他们的统治也以保证广大农民维持糊口的自然经济生活作为基础。大部分后现代化国家，包括日本和俄国，大都曾处于这样一种政治权威结构。 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普通社会成员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状况，其中一部分财产积累较快的人对完全听命于贵族大公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开始要求改变自己的无权地位。与此同时，“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结构和次体系。”①处于不同行业及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纷纷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原有的单一政治结构开始解体，社会中需要一种可以容纳多元政治力量的社会权威结构。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或迟或早这种权威结构的转型总要发生。原有的君主政体、独裁统治或官僚资本的统治，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走向瓦解。 中国的封建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处于解体的过程，到1910年时终于土崩瓦解，但随之而来的是封建军阀割据和“蒋家王朝”的封建式官僚资本的统治。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广大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由于前几十年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对地方和个人实行直接而全面的控制，加之未能以应有的速度和深度从法律和政治两方面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使封建制度的残余仍在我国政治结构的某些环节或方面发生着影响。比如干部终身制、个人崇拜、等级特权、以权代法等现象便是。 1978年以来国家开始下放权力，政府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逐步撤出，个人在择业、经营和居住等方面的自主权利陆续得到恢复。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直接而全面地控制企业和个人的政治结构开始变化，逐步走向依法进行宏观调控的轨道，深刻的社会变革将持续下去。 政治权威基础转型可以有多种形式。有的国家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有的国家则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还有其它的政治组织形式。不管采取哪一种政治体制，这种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权威方式的变换必然导致一个社会中政治体制的改变。历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王朝，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及其它一些制度类型，都是政治发展的途径。在次一级层次上，政府机构的改变、精简机构或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其它行政方面改革、立法制度的调整等政治制度化建设也是这方面必不可少的工作。 其次，政治行为模式的变换。发展引起政治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成员个人政治行为的现代化，其基本倾向是个人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加强。个人从过去很少甚至从不参与政治活动变为愈来愈对政治感兴趣并开始主动介入。“从全球范围看，政治动员的水平与三大产业的职业分布状况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对55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投票参与水平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函数’，在历史上社会一经济现代性和政治参与似乎携手并进。②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化使社会上的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所增加，同时也加剧了各群体之间关系的紧张。一方面新形成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参与社会利益的分配，使已有的群体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地位较低的群体力图提高自身地位，也使其它群体感到了生存的压力。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加速了各种群体意识的形成。为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各群体或者直接采取针对性行动，或诉诸公共权威机关，前者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后者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情形所证明。 第二，社会群体的增加导致各种组织和社团纷纷成立。政党、商业组织、工会、协会、联谊会以及社区组织越来越多，加入的人员也大为普遍。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非政治性社团从无到有，迅速增加，最终导致政府在1990年制订了社团登记法，以管理众多的群众团体。我们知道，加入组织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一个组织涉足政治，其成员也随之进入政治。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大。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对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在激励、管制和再分配等领域的作用随后发国家经济的起步而愈发重要。政府职能的扩大使政府活动对民众的影响愈加明显，广大民众自然会认为政府的行动与自己的利益相关，从而自觉地参与政治，努力影响政策过程。这种参与带有一定的被动员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