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2-0049-11 早发国家型构的现代国家形塑了整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和全球秩序并引领着全球未来发展趋向。面对全球现代国家秩序发展的大潮流，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发源地欧美等国家逐渐通过工业化、市场化与暴力强制等动力手段和发展路径，实现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不同于早发国家，路径选择、制度结构和国家能力都有诸多的不同，后发国家工业化、市场化与国家制度安排的不均衡、不协同的现象促使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呈现了当前景观和各种面相。所以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探索和掌握现代国家发展规律，坚定政治发展目标和信念，坚信所有传统国家必然殊途同归迈向现代国家；其次我们要讨论现代国家的成长必须依靠国家制度化、组织结构的转型和调适，需要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和功能的分殊化；最后讨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与协同问题，实现强制能力、汲取能力与吸纳能力的协同和均衡，建构有限能力的现代国家。 一、路径-目标-信念：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殊途同归 现代国家是针对传统国家而言的，又起源于欧美等传统国家。传统国家的特征：第一，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理性权威。传统国家的民众主要以氏族、家族、部族、地方性民族等形成各种权威共同体，它们独立存在而互不联系。民众只认同传统的部落、家庭、种族等局部性的单元，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威认同目标；国家统一主权不被外部力量所承认。[1]第二，无法形成有效统治。由于传统国家的通讯技术、交通条件等限制因素，虽然存在国家政权机构，但并没有实施有效的统治，吉登斯认为“传统国家(阶级分化的社会)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2]第三，组织和制度具有非理性化特点。传统国家的官僚组织其“‘现代性’的外表一再暴露出了深层的古旧”。[3]其法律制度安排出现形式非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4]第四，文化区隔太大。传统国家“并非是文化统一体”，理性化的宗教倾向于只会对社会的上层具有吸引力，“那些居于地方乡村社区的人与统治阶级的成员相比，可能会操用不同的语言，持用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并且遵循截然不同的习俗”。[5]第五，政治与经济的“断裂”现象。传统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是“断裂”的，“比起现代社会秩序，阶级分化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舞台，通常有着更为明确的区分。这就是说，即便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国家也极少‘干预’经济生活，绝大多数农民是在独立于政治中心所发生的一切这种状态下从事劳作的”，“而且，在更大规模上也并不存在一系列业已划分出来的、独立于国家的‘经济机构’”。[6]第六，政治参与较低。传统国家的大众政治参与较低，而且参与大多采取非制度化方式如暴力、农民起义等形式，“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7]传统国家这些特点，决定了传统国家的局限性及其暂时性，也决定其终将被现代国家所替代。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概括，现代国家需要符合一些条件：(1)占有特定的领土，在该范围内具有唯一的主权；(2)垄断暴力或军事力量，这意味着该领土范围内只存在一支合法的军队；(3)建立一个一体化的行政体系和官僚系统，以此作为实施日常统治的工具；(4)建立一个统一的税收系统，以汲取经济资源来维持军队与官僚系统的运转。[8]李强教授认为现代国家的特征为：现代国家体现为在特定领土上存在一套独特的机构，这一机构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现代国家对使用暴力权力的垄断是以它对税收权的垄断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垄断税收建立公共财政以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与税收的权力，目的不在于为国家机构自身或国家机构的成员谋求福利，而在于为一国的人民提供“公共产品”[9]。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民主-国家(democracy-state)两者的均衡和协调：现代国家必然是民族-国家，“迄今为止，现代国家的基础还是民族，基本形态还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这一概念是国际的国家体系的划分基础”[10]。民族-国家就是“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11]现代国家必然体现和反映民意诉求，成为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强调的是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构造国家制度，主要反映的是国家内部统治者与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衡量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准就是统治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础，即统治权力是否按照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取得和行使”。[12] 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有着明显差异。[13]现代国家渊源于欧美等早发国家，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都内源于西方社会的自身需求，“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14]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要素如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或者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在战争暴力机器的有力推动下，打破和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国家有效地进行了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率先生成了现代国家[15]，其生成逻辑具有协同性与独特性。在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和扩张的情况下被迫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其与早发国家的制度背景、演进方式及其进程有很大不同，“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要求并不像欧洲那样来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而是来自外界的强求”。[16]所以，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的背景下处于矛盾并发时期，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和路径出现非均衡化现象并产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