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五枚美国导弹精确地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当场身亡，二十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中国各地爆发了自中美建交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美示威。有好几天的时间，美国主流媒体纷纷腾出版面和画面，报道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电视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愤怒的学生和群众向美驻华使馆投掷石块的场面、满目疮痍的美国使馆、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那张被定格在破碎玻璃窗户后面的充满忧虑但又坚毅无比的面孔。这几幅画面反复地交替闪现，给美国公众中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其震撼之强烈，以至于连《纽约时报》那位一向颇善言辞、精明老到的老牌专栏作者威廉·萨菲尔也按捺不住，捉笔撰文，气势汹汹地要“伟大的道歉者”克林顿停止向中国人道歉，并说现在该是中国人向美国道歉的时候了（William Safire,"Cutthe Apologies",The New York Times,17 May 1999）。 其他的媒体也不甘落后，纷纷发表意见，或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挑动群众反美；或预测这场示威会演变成为一场内乱；或批评中国人缺乏理性，过于极端民族主义。好几个有名的电视新闻杂志一反常态，频频访问中国驻美大使，但一上来便劈头盖脸地问中国是否能保证美驻华人员的安全。一时间，炸了中国人的美国反而理直气壮起来，因挨炸而奋起抗议的中国人却受到指责，而炸死中国人的罪行却几乎被一笔勾销了。 美国媒体在科索沃危机期间的表现给（在美国和在中国的）中国人上了极好的一课，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和体验一下美国的新闻自由。当北约的导弹对南斯拉夫（包括科索沃）人的身体造成伤害时，类似萨菲尔评论这样的媒体导弹也对美国公众的心灵造成了一种同等程度的伤害。美国媒体指责中国对科索沃危机的报道是“一边倒”，言外之意，如果中国的报刊和电视如实报道了在科索沃发生的“种族清洗”，普通的中国民众就会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表示理解，即便中国使馆被炸，中国民众也会通情达理地原谅美国的“失误”，而不会丧失理智地去围攻美国使馆。这种评论只能说明美国媒体对中国人的历史情感了解得太少。但更要紧的是，自科索沃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媒体又对此作了多少客观而公正的报道和评论呢？在过去几个月中，除了北约发言人的声音、似是而非的事实、道听途说的传闻、没有后续跟踪的消息之外，我们在美国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那种缺乏足够理性的分析和充满骄横的评论。 近年来，我们读到了若干本讨论西方智识和文化霸权的专著，但是没有任何一本书或学术论文能比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媒体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表现更准确生动地展示了这种霸权。令人尤为震惊的是，主流媒体对自己的意图毫不掩饰：要制造出一种特殊的话语，要反复地将这种话语通过媒体传达到公众，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培植和引导公众舆论，营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和北约政策的民意基础。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美国媒体不止是做得成功，而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把美国媒体称作一个效力强大的“民意制造机器”，也并不过分。 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人民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不是部分的事实，而是全部的事实；只有在得知了应该能够知道的全部事实之后，人民才能够作出有质量的判断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通过政治渠道，去影响政治。如果事实的真相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所掌握，这个特殊群体又掌握了发布和传播消息的渠道和机制（如电视、广播或报纸），并且他们又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来发布消息和解释所公布的事实的涵义，这个群体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公众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和空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民主国家里的“新闻自由”与那些非民主国家里的“新闻不自由”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说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控制消息的传播或者只是使用那些于自己有利的消息（这里我们暂且不论那种公然制造不实消息的恶劣行径），那么，为什么一个“非民主”社会不可以为了同样的目的使用同样的手段呢？可是当米洛舍维奇的“宣传机器”这样做的时候，北约的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将其炸掉。事后，一位美国退休将军还在电视台的采访中抱怨北约下手太晚，给了米洛舍维奇更多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这是否意味着“新闻自由”只能在民主的国度里使用，而且只能为某种特定的民主的目的服务？ 科索沃危机以及美国媒体在其间的表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媒体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特征是民众对于政治的直接参与与控制。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应该是一桩公共财产、公共责任和公共活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一些“非公共”的利益集团却因占有了政治的“公共空间”而变成了政治运作“公共程序”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有力地以并非民主的方式影响了民主政治运作的结果。 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每天出现在千家万户电视屏幕上的主播和他们背后的记者、采编、撰稿人和节目制作人，那些每天在美国主要大报上发消息、写评论的人以及这些报纸的主编，还有那千千万万个无线电台的主持人，都是美国公众精神生活中最为熟悉的伙伴。媒体的明星主播与评论也深知他们占据了他人不可企及的位置，常常把自己想像成当然的美国主流社会价值的代言人，将解释和传播美国思想与理念的工作视为己任。这些人对工作的专业热情与奉献精神是不必怀疑的，他们对美国理念的忠诚也是绝对可信的。不可否认，他们也都有一种经典的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通过他们编发的消息和写作的评论把他们理解的美国理念渗入到无数美国人的心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