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095-08 技术性与社会性如同政策分析这枚硬币的两面：分析者既需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方法为公共问题的解答提供支持，又必须认识到政策本身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产物，不能期待纯粹以技术手段一劳永逸地改善政治生活。在笔者看来，政策学者对于技术性的执著和对于社会性的重新强调分别对应了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两次革命。 政策科学的“初次革命”发端于二战后的美国：冷战形势的需要以及战争中系统分析、运筹学的大显身手催生了一批智库机构，也促进了政策科学的发展。[1]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捷足先登确立了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在该领域的正统地位。在此期间，专家备受推崇。政策分析者普遍强调研究的客观性，承认“价值-事实”二分法，有意剥离主观因素和复杂的社会情境，专注于对经验现象与客观规律的把握，努力以严密的科学分析来追求政策方案的有效，政策分析遂成为一项科学家的事业。 实证主义盛极一时的格局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打破。[2]伴随着对传统政策分析剥离社会情境、忽视价值问题、导致“专家暴政”等弊端的批判，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政策科学的发展方向。公共政策被重新置于政治互动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探讨。解释取向的方法与民主参与的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此期间，Fischer、Hajer、Gottweis等人提出了一系列以“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后经验主义”(postempiricism)为标签的理论。[3][4][5]他们认为，政策分析是一项沟通的事业，意义、话语、修辞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策分析方法应当以民主协商(public deliberation)为核心，重视具体情境，注重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有机结合。上述观点引发了政策学界的方法论之争，可以视作该领域的“二次革命”。 对于正在上演的“二次革命”，中西方学者都有过一些评述。在西方，Torgerson指出，政策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三种不同的面貌。早期的学者或专注于“知识”，或专注于“政治”，而在后实证主义阶段，平衡两者的关系成为新的使命。[6]DeLeon认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表面上反映了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差异，更深层面上则揭示出行为主义研究取向与传统政治学取向之间的鸿沟。如何使之结合成为新的课题。[7]三十多年来，后实证主义阵营的学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先后出版了三本主要的论文集以反映其阶段性成果。作为旗帜性人物的Fischer接连出版了数部专著。不过，上述作品侧重于理论阐述，而疏于对理论发展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在国内，陈庆云与鄞益奋曾指出，政策科学近期的发展可归纳为“政策分析与政治的公共政策、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论”，并强调了利益分析对政策研究的重要性。[8]周超较早介绍了政策科学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范式转向。[9]一些学者聚焦于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子领域，对相关的后实证主义前沿理论也做了有益的梳理。[10][11]吴勇锋等在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的背景下，提出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结合的政策分析经纬图。[12]此外，李亚基于国内政策制定情境所提出了利益博弈政策实验方法[13][14]，这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与可操作性较强的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研究加深了国内对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认识，然而，对于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理论成果、发展脉络以及最新动态尚缺乏全面的综述。为此，本文系统梳理该领域三十余年来的重要文献，归纳相关研究的主要论点，勾勒、点评该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历程，并进一步探讨新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希望以此展现一幅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知识全景图，以资后续研究。 二、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理论观点 作为一种研究潮流，后实证主义政策分析实际尚无一套公认的定义或理论框架。相关著述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对技术理性的反思、公共参与、社会治理、民主政治等多个主题。按DeLeon和Vogenbeck的观点，后实证主义运动反映了政策科学走到十字路口的一种自我调整，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批判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提出以公共参与为特征的政策方法；承认社会—政治过程的高度复杂性，要求用多种分析视角研究政策问题。[15] (一)方法论的批判与重建 这部分研究以相对形而上的探讨为主，意在为政策分析建立新的哲学基础。根据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现实客观存在且由因果规律所决定；这些规律不随社会历史情境的不同而改变；规律本身只能通过以客观中立为前提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发现；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并应用这些规律；于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与效仿成为了实证主义政策分析的重要特征。[16]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上述理论错误理解了社会的本质。首先，所谓的“客观中立”是可疑的，因为任何对于现实的描述都建立在各种价值预设的基础上。政策分析中的“事实”并非纯粹独立于研究者的客体，而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政策分析绝不能抛开对人主观世界的体察。其次，实证主义对数理方法的滥用使原本丰富而独特的问题情境被过度简化，价值、情感、文化等不可量化因素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最后，量子物理学、混沌论等新发现也极大地冲击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研究充分揭示出自然界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诸如“波粒二象性”、“测不准”等问题暗示，即便自然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研究者所站的位置会影响到最终的结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