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于2004年9月举办的“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许多政治学研究者表达了这样一个困惑：在当下的农村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中，政治学科的本体学术资源几乎无法用上，而不得不援借人类学、社会学、地方经济社会史和农业经济学的学术资源。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考察，求教各位方家，并作为当前的政治学研究的引玉之砖。 一、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看，呈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是研究农村、工厂、居委会、学校等非常低层次的微观单位。然而，在这两个层次的研究中，政治学者都遭遇到了困境。 （一）政治学在微观研究中所遭遇的困境 中国政治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宏大的关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重大政治问题研究为己任，但随着80-90年代之交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形势背景有很大的转变，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队伍也出现了分化和重新组合。在难于做宏观、高层次的政治研究的情况下，有的政治学者于是把注意力向较低层次转移，进入农村政治研究领域成了一个替代的方案。而恰好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施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引起了政治学界的重视。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即从90年代起，关注地方性知识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界重新发现中国农村对中国政治的意义。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前身是科社所）为代表，当时科社所的研究人员主动下乡进行民主实验（注：在徐勇为贺雪峰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华中师大科社所的政治学者介入中国农村研究领域的过程。），但没有得出预期结果，因为农村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农村发生的一些现象，如农村政策执行中所表现的差异性，并不是仅用政治学科的学术资源可加以解释的。为了更好地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政治学者不得不援借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资源。 而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对农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是人类学一贯的学术关怀，围绕这一问题，人类学者在华北、山东和福建等省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王铭铭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审视了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渗透以及民间力量的能动性，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1]。社会学研究者基于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努力通过微观层面和具体事件过程来揭示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如通过对河北某镇定购粮收购过程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间在同一过程中的参与互动[2]；在对大河电站集体上访事件和燕乡行政力量推广种植洋香瓜过程的研究中，他们探讨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相遇和互动的关系以及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动员过程，包括使用的资源、动员的方式等[3]。在地方经济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土地关系、农业经营、手工业生产、市场贸易、农村金融、农民负担、农村人口、家庭家族等问题上，无论从资料还是观点上都有所突破。厦门大学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们在对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的研究中，发现在福建一带，地主土地占有制形式很少存在，而是以家族共有制形式出现，进而提出了“三化”（即中华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乡族财产共有化）的理论[4]，这些对于追问历史上的制度对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以上研究覆盖了“农村政权建设”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领域，基本可以解释农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研究既有成熟的本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为支撑，也有丰富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特别是人类学者由于长期深入的田野作业的特点，使它能够关照具体“事件过程”背后的更大的社区建构过程，提升了对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解释力，以至政治学者进入此研究领域之后，完全被这三个学科的学术积累所折服。如2004年9月在华中师大的“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贺雪峰认为，“在农村研究领域里，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经济史成了政治学的‘上家’”，吴毅则坦承，“如果没有它们（指人类学、社会学、地方经济史），我们可能还会做些泛意识形态化的研究。”确实，就农村研究领域而言，政治学本体的学术原理，如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党政治、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没有派上用场，而且由于乡村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使历来擅长于“正式制度”研究的政治学科难于发挥优势，也难有施展空间。 也有些政治学研究者试图在城市社区研究中开辟领地，但由于城市社区研究不像村民自治制度有国家制度框架的保护，因而研究城市社区自治无法成为公共话语。目前在城市社区研究中，仍是人类学和社会学者的专业领域。 （二）政治学在宏观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而从宏观这一层次来治学于当代中国政治，则存在下面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演绎上，然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法理性分析和描述，结果使其研究要么存在于理想状态下，要么太具哲学性，未能展示真实的政治生活，并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和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为支撑。但政治学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生命力要来自对现实的有效关注。 第二，政治学界从宏观层次来研究往往借用西方政治学术话语和资源，如使用“公共选择理论”[5]或“治理与善治理论”[6]或“市民社会理论”[7]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大量的新概念在近10年被迅速引入了中国政治学界，与国际惯例接轨日渐成为学界风气。这些变化虽然对于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学理性具有意义，但必须看到，这些舶来的概念、方法不能简单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毕竟它们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西方经验特征，带有西方标准和模式，双方在诸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如“公共选择”、“治理与善治”等在西方民主制度或后现代理论思潮中产生的理论与话语，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