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批评模式，有责任向世界推出一批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概念和话题。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看，“人民”这个核心概念可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 “人民”概念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人民”是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被忽视，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注重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缘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做一番谱系梳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多次提到“人民”，其内涵在不同情况下也有所变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古希腊氏族部落的“人民大会”这种组织形式。他说：“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①这里的人民指的是社会全体。马克思也提到“人民”，他说：“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②这里的人民是指与旧的统治者相对立的革命群众，属于社会的大多数。后来恩格斯指出：“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这里的人民已不单是社会的多数人，而是阶级的集合体。恩格斯接下来又结合各国革命的历史对“人民”中的阶级做了区分：小农是“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③。恩格斯肯定的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和小资产者只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人民”这个概念则逐渐被革命的主力——无产阶级代替了。马克思表示：“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更强调阶级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有直接关系，詹姆逊曾对此作过分析，马克思那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冲突更尖锐也更加一目了然的世界，不论是单个的民族国家之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投射出各个阶级相互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模式”⑤。当然，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不可能深入思考和实践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列宁在著述中经常提到“人民”，不过，他更多的是把它作为区分敌我的重要概念，并通过这种区分寻找革命支持者和拥护者。列宁认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即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⑥，“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⑦。同时列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乃至士兵作了历史的具体解释，他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士兵是否属于人民阵营取决于他们对旧政权的态度，如果他们支持旧政权或与旧政权妥协，就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列宁热情歌颂人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伟大贡献：“俄国现在仅存的一点自由正是由这些‘群氓’，由人民争取来的，他们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在斗争中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不自由，毋宁死’这个伟大的口号。人民的所有这些行动正是‘群氓’的行动。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⑧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摇摆性：“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既希望依靠人民，又力求遏止人民革命的高涨吗？”⑨列宁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那些资产阶级政党以“人民”的崇高名义实则背离人民利益所表现的欺骗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有了新的发展。“人民”概念被视为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特点和革命的需要，将革命的主导力量从无产阶级扩展到以工农兵为代表的各阶层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为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和阶级阶层比例的变化，“人民”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11)。“人民”成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的代名词。并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人民在中国社会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后，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执政党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宗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人民”置于优先位置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选择。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其社会结构并非两极，而是多个阶级、阶层和职业的并存。而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早期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仅用阶级概念很难解释和实现其革命目标，必须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人民”概念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政治智慧和求实精神。 二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文艺与世界、作家及读者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关注的基本维度，而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却没有列入其间。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那里，我们听到了有关人民的呼声：文学应该“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12)。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是列宁，他在与蔡特金的谈话表示：“艺术属于人民”(13)，并指出自由的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4)。由于当时俄国正处于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斗争之中，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15)。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确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就历史地落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者肩上。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36年11月2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后来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6)，从而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乃至文艺方针政策等方面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坚持和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的思想，并进一步扩大了人民的内涵，他反复强调：“我们的艺术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17)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为其主要任务，人民或市民仅是他们救赎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