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跨世纪的转折点，我们生活在充满裂变的历史文化转型中。一方面无法拒绝世纪初期待创造的激情与诱惑，另一方面又无力挣脱世纪末寂寥空疏心态的困扰与折磨。人们生于忧患，也在忧患之中描述生存主体的现实状态，表达对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求。为了期待，也为了延存，人们不免要追思怀想文明的起源、生长、停滞、解体以及衰败。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紊乱》，福山《历史的终结》，奈比斯特《金球悖论》，都竞相描述国际秩序、文化格局的现状，力图建树规范人类文化的范式和历史叙述的元话语。一九九三年六月《纽约时报》、《外交事务》杂志推出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政治学家S·亨庭顿（S·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即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两篇洋洋大作，集中表述“未来政治冲突即文明冲突”这一核心观点，并寻找当代国际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用“文明冲突”来填充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无主导、文化无中心以及意识形态衰微之后的真空。 我们试图在中心主义没落、后现代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观中，回应西方学者“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在下面的考察中，我们将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看作是一种“政治文化学”。为了探究这一学说的精神渊源，我们将它同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汤因比的文明个体论进行对比，借此以显示亨庭顿、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历史观中的精神延续性，揭示西方历史哲学中虽变种迭出却又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 一、政治文化学：冷战后传统文化范式 亨庭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有其广阔的世界性政治文化背景。其一，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秩序的转移，原有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的瓦解、尤其是利益重心的转移，都导致了利益与权力表达失去了平衡，而且，“种族文化”也在这单一中心去势的时代正以历史上极大的力度和极快的速度多中心、多取向地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范式。其二，普遍生长于世纪末的全球性“后现代主义”运动，使文化景观日益“迷乱”与“狂乱”，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回家”，但是“我们缺少地图”。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绝子绝孙”，而现代文化又“无家无根”，后现代主义又释放俄狄浦斯情结而疯狂地“杀父弑君”。传统留给我们的“文化绘图法”不能让我们定位作为生存主体的时空，而现代、后现代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范式也不能给我们作为阐释主体以合法、合理的视界，流转不息、律动不已的文化现实又让我们困惑于“是是非非”，“存在还是不存在”成为切实的忧虑。人们根本无法获得一种元话语或合理范式去制服转型中的动荡与裂变，主体由于丧失立场而陷入了“人的死亡”之境地。正如伯特曼对于后现代美学经验的描述：“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存在主体、阐释主体的渴望与期待都无所指向、无所安置。其三，也是最明显的是，冷战后国际秩序中冲突缓和，对抗消解或改变方向，人们发现进步／落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专制等等二元对立范式都不能定位文化秩序；西方的没落、美国的落伍都成为主权易位、霸权失势的表征，这使得西方学者忧患尤深，那几近雪上加霜的痛楚表现在重建政治主宰、文化轴心的欲求中。正好是在重心转移、狂欢迷乱以及冷战后失范的文化语境中，亨庭顿的政治文化学以文化的名义发言，为政治强权招魂，重祭冲突战旗，虚设出中心／非中心、西方／非西方的对抗模式，以期匡范人类文化的未来。 亨庭顿的基本观点有三点：一，他断言“文明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二，他预言未来文明冲突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三，他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虚假分析模式”，又反对普世文明的“非现实模式”。 关于第一点，亨氏有如下论证：（一）文明的差异不仅实际存在，而且是根本性的；（二）世界的距离缩小，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这种日益加深的影响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加剧了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情绪；（三）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正把人们从长期以来的地方属性中分开，削弱民族国家的属性。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宗教的兴起填补了这个真空，西方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四）西方以其独特的双重作用刺激了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五）文明的特点和差异不易改变，不象政治和经济特点那样容易冲淡、缓和、消除；（六）经济地区化进程在蓬勃发展，也推动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归根到底，文明的冲突随着世界化的发展成为最实在也最残忍的冲突。霸权不是体现在对市场的占有、武力的征服和贸易的顺差额上，而是体现为文明意识对生活世界价值主导的争夺。亨氏认定在世界的未来格局中将有八种文明相互作用、争夺对人类领域精神世界的主宰：（1）西方文明；（2）儒家文明；（3）日本文明；（4）伊斯兰文明；（5）印度文明；（6）斯拉夫——东正教文明；（7）拉美文明；（8）可能的非洲文明。其中，（3）、（5）、（6）、（7）、（8）属于动摇不定的“精神分裂式文明”（Schizophrenic Civilization），它们对西方文明有“亲和性”又有“离心力”，既借重西方又抗拒西方，从根本上不构成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唯有对西方基督教主导文明抗争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伊斯兰文明将席卷穆斯林世界，延续对西方文明的抗争；冷战后汉语文化圈内羽毛渐丰的国家已经表现了儒教文明崛起与蔓延之势，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直接对抗；而且，儒教文明还与伊斯兰文明携手合作，与西方基督文明分庭抗礼，争夺未来世界人类灵魂，而这将引发更加残酷的冲突与战争。关于第二、第三点，亨氏发挥出来未来八大文明的相互作用将形成“未来世界政治轴心”，即西方与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对抗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主调；这种“文明冲突”的范式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又超越了普世文化观：一方面反对以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制衡作为政治秩序的杠杆，认为相反应当认清人们最终的依托与关注在于信仰、宗族、血缘与信念等文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反对视文明为促进交往、增进沟通、加强协调的力量，认为相反，文明反目成仇、引发冲突的力量才更为根本[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