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开始了从集权向分权、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历程。两国走的道路截然不同，结果也完全不一样。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两国体制转型方式与国家控制能力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般说来，体制转型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渐进式的和激进式的。中国的体制转型采取渐进模式，苏联和俄罗斯体制转型采取激进模式。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别首先在于：渐进转型模式坚持在现有法律制度和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在不破坏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放权，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激进转型方式则以打破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原则为目标，整体推进。在这个前提下，两种转型方式的具体差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原有体制触动的真正起点：激进转型方式以政治体制转型为起点，而渐进转型方式以经济体制，特别是以生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经济体制为起点。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更带有全局性，直接涉及各级领导干部，容易引起社会的震荡。中国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分权和市场化的突破口，苏联则以“民主化、公开化”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第二，对原有体制触动的方式：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周围建立起新体制，造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人们有一个比较的过程，逐步改革旧的体制。激进式改革则在一开始就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以此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渐进式改革是部分地逐步展开的过程，而激进式改革则是总体推进的改革。例如，中国创办特区就有一个逐步推进、新旧体制并存发展的时期；而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则很少有这种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一般来说，是将旧体制废止后，再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体制。 第三，对原有体制中关键因素采取的具体措施：渐进式改革对价格、计划等关键因素改革之前，总要先进行试验；而激进式改革则一步到位，不经过试验。例如，中国对计划体制改革的过程如下： 时期 目标模式 1978年～1979年计划经济,利用商品交换 价值规律 1979年～1984年10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辅 1984年10月～1987年10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1989年6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 月企业 1989年6月～1991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 机结合 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述每个阶段，都先进行试点，而且从全局上看，上一个阶段是下一个阶段的试验。又比如中国的价格改革，最初双轨制成为普遍采用的改革形式，基本思路就是：在现有产品基本仍按计划价格供给与分配的情况下，允许生产者将一部分新增产品按市场价出售；随着生产的扩大，市场交易部分的增大，逐步改革计划价格体制，取消计划价格。而苏联和俄罗斯，对价格和计划体制改革则是采用“休克疗法”，一步到位。比如在1992年1月，一次性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 同时取消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物资调配委员会等部门的职能。 一、中俄（苏）两种转型方式与国家财政控制能力 （一）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政能力变化状态 苏联是一个经济大国，总体上说，解体之前的国家财政控制能力是很强的。这表现在： 第一，苏联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76～1988年，一般在60%～72%之间。同期各工业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85年瑞典为65%，法国为52%，英国为48%，联邦德国为47%，美国为37%。苏联比它们都要高。第二，苏联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改革前，苏联实行两级财政预算制度，即中央政府（联盟）和地方（加盟）预算制度。苏联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为35%左右。而同期1989年前后，美国为20.1%，英国为35.6%，法国为40.9%，德国为29.0%，意大利为38.2%。 通过上述几组数字分析可见，起码在1990年以前，苏联国家的财政能力是很强的。但到了1991年，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财政能力急剧下降。 第一，国家预算出现更加严重的危机。1991年，前10个月联盟预算收入3 173亿卢布，实际收入1 869亿卢布，只及计划的58.9%。 第二，国家基本支出急剧下降。仅举军事、科学两项为例：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总的军费开支占国 11.1 4.5 4.86.6 3.71 3.76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总的科学经费支出 0.96 0.540.49 0.46 0.33 0.28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 总的科学经费占联 3.86 2.562.49 1.96 1.88 1.58 邦预算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据（俄）《独立报》（1998年12月4 日）和《俄罗斯现在怎样生活？》（列瓦绍夫主编，莫斯科1998年版，第74页）整理。 不仅如此，正常的法定拨款也不能实现。在1994、1995、1996三年中，国防部少收约1／3的法定拨款数额，1997年约少收40%，1998年少收近60%。 第三，国家投资急剧下降，投资体系出现严重危机。例如，1994年同1991年相比，俄罗斯总的投资减少了61%，用于生产性投资减少了71%，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减少了39%。 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主要指国家的财政能力。俄罗斯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生产能力和效益的下降，而国家生产能力和效益的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激进转型急剧地打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苏联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同中国的计划经济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区域之间严格的计划性。这种区域之间的计划不仅体现在苏联内部，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比如，越南成为苏联稻米的重要生产地，古巴是苏联食糖的重要生产地，而苏联则定期向它们提供能源。至于内部，这种联系就更密切了。比如，苏联的缝纫机全部由乌克兰的一家工厂生产，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对这种产品毫无生产经验；而叉车由白俄罗斯的一家大工厂生产等等。近几年要求加强独联体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多的就是从保持原有经济联系上考虑的。据统计，目前，如果没有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俄罗斯只能生产现有产品总额的65%，乌克兰则只能生产28%，阿塞拜疆为15%，哈萨克斯坦为10%，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为3%。此外，俄罗斯如果没有独联体的合作， 只能生产现有武器种类的17%。二是产品价格的严格计划性。苏联对产品价格的严格计划，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相当多的产品，把价格刻画或打印在产品的外观上，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变。诚然，苏联改革初期也提出要改革计划体制，如1987年6 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1990年9 月总统的改革方案中也提出要“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实际上，1989年和1990年指令性计划的国家订货仍占全部订货的90%，国家计划程度很高。苏联的解体，急速割断了原有的经济联系，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纷纷向西方寻求经济伙伴，致使许多计划，特别是一些大的合作计划无法执行。同时，采用“休克疗法”突然放开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生产单位原有的计划和联系中断，通货膨胀造成缺少转产资金，生产自然急剧下降。从全国来说，既无国家的系统计划，又无健全的市场，生产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能力和经济控制能力下降就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