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话语)建构视角下的国家身份形成  

——基于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

作 者:
赵洋 

作者简介:
赵洋(1982-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2011级博士生(100028)。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话语建构是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使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在部分学者看来,国际关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事实”,所有的“事实”都是由话语建构的。就国家身份而言,语言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强调话语在建构身份当中的作用,其中后结构主义更是将话语看成是国家身份的唯一来源。建构主义在这方面不像后结构主义那样激进,但是部分建构主义学者也强调不能忽视话语在国际关系当中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话语在塑造国家身份的过程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国家自身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看,话语建构对于国家身份的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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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D81

      对于国家身份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视角,部分人关注一个国家内部的特性对于其身份的决定性作用,如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等等。这些(包括物质和制度方面的)国内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身份,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对外行为的方式。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方式应当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并且将追求正义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目标。尽管在政策上经历了很多变化,但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国际正义这一原则立场。①一些关注心理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学者也注意到,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对于该国身份具有建构作用。②但是本文认为,有意义的身份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离开了他者,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身份只有参与到塑造国家行为的过程中才是有意义的,而国家的对外行为则必须是有目标的,也就是存在着他者。因此,本文借用后现代或结构主义的立场,将身份角色化,认为身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境中面对不同的人群时,身份是可以发生相应的变化的。③

      就国家身份的形成而言,语言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国家对自身属性的建构还是对自身相对于他者的关系的建构,都需要语言。有学者将国家身份的塑造看成是国家在国内对自身属性的一种叙述(narrative),其中时间是身份叙述的重要维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一个通过叙述建构的实体,这种叙述包含了给予过去以意义的经验维度和给予未来以意义的构思(envisioned)维度,并且国家身份是同时根据这两个维度来描述的。通过这种叙述,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分析国家的世界观(worldview)的框架,这种世界观赋予国家的时空境况以意义并且支配它在世界上的行动。④这种自我叙述的功能在于能够为国家提供一种基本的话语(discourse)或主导叙述(master narrative),从而为国家的行动提供指导,或者使这些行动具有合法性,同时也确保国家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⑤从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语言的作用,但是又有所不同。在建构主义阵营当中,只是部分学者坚持语言在建构社会事实当中的作用,另外一部分人则致力于探寻语言之外的因素,例如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转向用符号互动论取代语言作为分析国家身份形成的工具;而后结构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语言对于国际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后结构主义学者都有意识地将语言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基于此,本文认为建构主义将语言看成是塑造国家身份的一个因素,它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在此将其称为语言的补充性作用;而后结构主义则不承认处于语言或话语领域以外的客观事物,因此将其称为语言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将首先分析语言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进而分析其在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当中对于身份建构的作用。最后,根据相关的分析,本文将作出结论。

      一、语言与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学思想主要来自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奥斯汀(John Austin),还汲取了索绪尔(F.de Saussure)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等人的思想。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演变表现了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他的“语言游戏”论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将语言看成是一幅图画,即语言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逻辑;后期的他则改变了这种立场,转向后实证主义,将语言类比为一种游戏。⑥在早期的《哲学逻辑论》(Tractatus)一书当中,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仅仅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认为逻辑证据仅仅反映了逻辑命题和经验世界之间的形而上的联系。这个时期,他认为原始的命题(propositions)由世界上的实体的名称所组成,对命题的分析解释了事实的逻辑结构。世界仍然是具有本质属性的,它由形而上的简单事物(simples)构成,命题则是由反映了事实的简单事物的名称所构成的。世界由在语言中反映出的独立单元所组成,而语言则是命题的总和,因此也是世界的总和。⑦

      但是,在后期的《哲学研究》当中,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先前的观点,转而认为人们不能处在语言之外来比较语言和它所描述的事物。《哲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概念,将语言看成是人们在游戏当中采取的一个行动。在语言游戏当中,意义结构和互动依赖于各方共享的规则。同先前的语言图画论相比,语言游戏论有三点不同:第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独立于我们的世界的标签。第二,人们在语言游戏中关注的不是世界的外在形象,而是支撑游戏的规则结构。第三,图画论认为语言是单一维度的,观察者只能看到一个平面(flat)的形象,而语言游戏则包含了多层次的活动和参与。一个游戏需要包含物质性的客体,遵守游戏规则的主体,以及同样熟悉规则的游戏观察者。⑧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从将世界看成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的实证主义语言观转向了将语言看成是建构了社会世界的语言观。⑨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非常强调语法(grammar)的作用,语法是研究一种现象产生的可能性的出发点。但是要抓住一个语言游戏的实质,还要将语法同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联系起来,而生活形式的概念则有赖于人们接受穿越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可以被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如祭拜神灵、婚姻,以至于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和战争,等等。这些行为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观察到的实践活动,它们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中,并且只能通过语言来表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语法和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1)语言游戏是在具体环境规则框架中的行动;(2)语法是一系列同实践相关的可能表述;(3)生活形式是在每一种人类文化中都可见的实践。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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