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春成,(1971—),男,湖南耒阳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行政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和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上海 20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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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可分为主流范式和替代性范式两种大的类型。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与资产阶级政治相一致的资本主义政治学理论范式。它们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其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及其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都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和辩护的。必须对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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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的一种较为保险的分类方法是将它们归为二类:主流范式和替代性范式。这种分类之所以是保险的、难以挑剔的,是因为涵盖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是两种相互对立而又历时共存的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注:比较政治学19世纪后期以后才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此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无疑是与资产阶级政治相一致的,并为之提供学理性的支持。而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主流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主流理论,大多依据马克思主义范式作出挑战性的反应,构建出替代性理论。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背景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体系中,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政治学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读懂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觉得无用,而更多地是基于一种直觉式的武断,一种随“主流”意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可是,当我们审视西方论说时,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国外(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少学者在不断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一 作为意识形态的方法论

      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必须满足两种合法性需求:一是学术上的合法性。即必须合乎学术规范,有一定的理论体系,且能在学术传统中找到认识论上的根据,证明自身是“科学”;二是政治——建制上的合法性。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建制化,譬如学科专业的设置、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建设与维持等,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反过来,任何形态的社会制度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学术来论证其合理性,并提供某种一致性的世界观论说。尽管权力与知识、社会结构和关于这个社会的合理论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化的一一对应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必然性的、复杂且广泛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经验所产生的错误认识或整套政治幻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注:曼海姆(1979年)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用法有别于《资本论》中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更加明确的理论立场。)。正如库恩(1970年)所主张的,不管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如行为主义者所宣称的客观性研究,研究者在构建其思维框架时,必然有一定信仰、价值观和神话的结构,即马克思所讲的意识形态前提。

      就受政治现实的影响而言,比较政治学由于直接以政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是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之间的比较,所以较其他社会科学显得更加脆弱和敏感。在人们对政治的认识中,意识形态往往可以使某些神话永久化并歪曲现实。譬如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理论所依据的是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神话;支撑美国比较政治学理论界的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美国神话尽管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以及伊朗事件、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等的冲击,却依然活在美国大多数的比较政治学家的心中。他们相信美国体制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在现实中是最好的选择,任何其他替代性选择都是不明智的或不现实的;“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就是要保卫和扩展自由并在互惠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繁荣”。因此,他们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强调的是“稳定和维持局面,均衡和平衡,一致和多元,自主和参与”这些流行的思维方式及其陈词套话,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口音。

      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从不隐瞒其阶级立场。它旗帜鲜明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理论进行批判。所以,有实验表明,美国学生在学习替代性思维方式——如马克思主义——时会产生一种焦虑感。“他们拉住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很‘舒服’,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则使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那一套越来越站不住脚”(奥尔曼,1978年)。由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占上风的世界体系中,以替代性的、非主流理论的面目存在着。

      尽管马克思没像主流范式的先驱韦伯和迪尔凯姆那样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规则专门著书立说(注:韦伯和迪尔凯姆分别写了《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和《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938年)。这两本书有中译本。),然而他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注成了其理论体系的基石,贯穿在其理论研究之中,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庭》、《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哲学的贫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等。以马克思为原创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矛盾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理论目的,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行动目标。这是与以韦伯等为先驱的主流派观点针锋相对的。主流派否定历史规律的可知性;认为价值观与事实相分离是研究的基础,尽力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性的体现,不会因其内部矛盾灭亡,而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合理化措施超越其矛盾,由此获得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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