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015-10 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正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动荡一样，人类也会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冒着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前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就进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因素向人类在以往的时代中建立起的生活形态挑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打破了人类追求平静生活的梦想，进入2008年，以往频繁但个别出现的危机更是以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事实上，今天我们所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性社会转型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振荡。它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以及治理方式进入一个日益式微的过程，同时，建构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和治理方式的进程也必须启动。特别是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社会的变迁要求对社会治理体系作出调整，迅速变化着的社会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调整相伴随，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非常危险的。工业社会几百年的文明成就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拥有了可能毁灭人类的武器。为了避免一切不利于人类的延续和发展的可能后果出现，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探讨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去领导我们的社会，或者说，重塑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体系去扭转既有社会治理体系功能性失灵的局面。就后工业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扬弃而言，它的生活形态和治理方式都应当在工业文明否定的意义上来加以思考，就像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否定形态一样。 一、危机事件与治理失灵 进入21世纪，“危机”一词对人所能够造成的心理冲击变得不那么强烈了，这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处处被人提起的词语，人们时时处处都似乎处于危机状态中，危机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作为工业文明最伟大标志的治理体系在每一次应对危机事件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都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但是，它在每一次取得成功的时候，又会遇到更大的和更为棘手的危机，在它应对一个又一个危机事件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哪怕一点点喘息的机会。这说明什么呢？其一，人类的确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二，人类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让更多的问题积累了下来，从而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现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应对危机事件中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可是，危机事件的出现，也恰恰是由于它的治理失灵而造成的，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没能有效地解决工业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矛盾积累下来并演化为危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顶点，现在正走在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中，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要求，也同样需要加以扬弃。 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服务于竞争秩序的，人类通过工业革命而打碎了农业社会的身份共同体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用个体化的竞争取代了身份差别所引发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把篮球和足球分别比喻为财富和麻烦的话，那么，拼命地把财富弄到自己家里和不遗余力地把麻烦踢进人家的门内，就是工业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病态追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人们对这两项运动的疯狂。在竞争的社会中，社会治理过程也就是规范竞争行为和建构竞争秩序的行动。然而，规范所要建构的行为方向上的一致性，却不能排除行为主体把交往对象作为目的实现之对手的状况。在这里，规范的作用是外在于行为主体的强制性力量，它可以把行为主体团结为协作共事者，却不能让他们不去把交往对象看作为对手。所以，协作者行为方向上的一致性是一种形式上的一致性，而在实质上则包含着相互离异的倾向。正是这种形式与实质的竞争，决定了规范发挥作用过程的控制导向特征。 可是，控制导向是任何一种合作行动的大敌，即使在工业社会的协作行动中，如果组织在协同行动中出现控制要求时，也必然会努力扩大自身选择协同行动伙伴的空间，置他者于可替代性的位置，甚至会努力营造一种限制他者选择能力和行动自由的氛围。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协同行动规则的挑战，一旦遇到了可资利用的时机，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破坏规则，从而使协作体系发生变异，使协作体系中协同行动者之间的形式平等被实质依赖所置换。显然，这种行为是消极的，但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却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这是因为协作体系内在地包含着工具理性，即把协作设定为行动者自身利益实现的手段。 工业社会治理方式在思维特征上的控制导向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治理体系在遇到一切问题的时候都本能地产生控制冲动。从世界各国政府在2008年出现的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来看，所包含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控制冲动。一切控制冲动都必然要导向极权主义，尽管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以民主的形式去有效地防范极权，而政府的极权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当社会遇到了较大规模危机的时候，极权主义就有了滋生的温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制往往自动拆除自己的防线。鲍曼揭示极权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说：“极权主义倾向需要意识形态作为梯子，但一旦爬上去后，这一倾向转变为力量，那么，梯子就不再有用。”[1]以至于造就出一个只需要对极权主义意志加以逻辑演绎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社会。“这样一种免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并非是一种狂野的梦呓，也不是来自疯狂心智之理想；极权主义倾向与现代的、太现代的社会有着共同的理想，这就是对确定性之圣土的朝圣。”[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攫取权力并成为极权者的。现在，危机状态为政府提供了同样的借口，也为政府提供了同样的机会。或者说，应对危机事件是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所能够获得的一个有用的“意识形态”，它可以利用这个“意识形态”而达到极权，它通过许诺稳定、确定性而为自己的极权开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