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对峙性的赞扬与批评：赞扬者认为他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深入透彻、系统完整，批判者认为其研究完全受意识形态化的驱使，没有科学性的保障。①抛开这本书作于冷战特殊时期的时限不说，它在极权主义的研究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既象征着极权主义研究从西方形态转向东方形态，又体现出极权主义研究转入对古典历史的追根溯源，还显现出极权主义研究对于当下政治形势的极端关注。因此，有必要重读这部著作，再次深探极权主义形成的机理，为人类抗拒极权主义政治提供历史警戒，为极权主义政治的民主转轨提供思想动力。 视界的转换 对极权政治的研究，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及其后。原因很简单，发动二战的轴心国，正是以极权主义为国家动员的精神支柱的，这注定了极权主义政治的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欧洲的极权主义国家与理论形态。 这一研究，二战时期以哈耶克、波普尔为代表，二战后则以塔尔蒙和阿伦特为代表。1943年波普尔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它旨在清算西方敌视开放社会、倡导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作者集中批判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引导之下的诸种“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理论。他从对赫拉克里特的清理开始、以对柏拉图理论的聚焦论述，将“极权主义的正义”观念置于与现代极权主义精神相同的位置上面。②随着极权主义哲学的衍生，波普尔将批判的眼光集中在黑格尔身上，进而对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承受者马克思进行剖析。他指出了马克思理论上成功的地方是由制度分析提供的，而不是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产物。类似于柏拉图完备地刻画理想社会面目的，马克思所说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都是失败的预言。③在二战的特殊历史情景中，波普尔以战斗的姿态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思想史清理，可以说开创了极权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几乎就在同时，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同样以对西方脉络中的极权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著名。哈耶克对于建构理性主义基点上言说的各种社会主义进行了混一的批判。④在他看来，当人们狂妄地以为自己能够借助理性全盘建构一个人人受益的计划体制的时候，恰恰就打通了奴役的大门。在集体主义的旗帜下，一切个人自由都处于丧失的危险之中。为此，哈耶克有意将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结构统一性呈现出来，使人们警醒一切试图全盘重构社会使之绝对理性有序的努力是非常可怕的政治状态。相对于极权主义的各种主张而言，哈耶克特别强调，“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⑤ 如果说二战中的极权主义研究，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话，二战后兴起的极权主义研究逐渐拓展视野，开始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研究极权主义问题。阿伦特关注极权主义三种典型的欧洲形态——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⑥她“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⑦在她的研究中，反犹主义的极权思维是导因于种族斗争的政治思维。她试图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无国籍保护的犹太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审视这个族群为何陷入被纳粹集体迫害的窘境，进而将现代处境下积极的政治生活态度与极权主义的防止问题凸显在人们的面前。论及帝国主义形态的极权主义，阿伦特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发挥出的私人产权再生产机制中必然存在的难以遏制的物化倾向，指出政治资产自身的不断扩张本性导致它的征服性，从而演变为一种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孤独的、物化的群众社会里，人们对于公共事务冷漠已极，被各种意识形态所蛊惑，尤其受刺激人心的优越种族说教的煽动，使孤独的群众陷入一种自以为自己成为了合众的强大政治集群的一员而肆意泯灭人性、任由动物性发作的状态。这样，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都在其中找到了精神支持。她特别强调，脱离社会、法律与政治传统，践踏一切基本规则，随意以运动的方式处置公共问题，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共性。因此，极权主义远远比历史上任何形态的暴政更为惨烈。⑧ 塔尔蒙关注的则主要是18世纪以来救世主义的极权主义民主思想。⑨他将民主划分为两种形态：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在政治事务上倾向于反复尝试方法的经验主义，把政治行政系统看作是实施人们自发的贤明行为的机构，对不同的个人与集体的努力表示尊重；后者在政治理论上主张唯一的真理性和排他性，以政治救世主义为精神品质，追求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的、十全十美的计划模式。虽然两者都认定自由的极端重要性，但前者以没有强制的不断尝试来实现，后者则以严格详细的精密规定来保证。极权主义民主作为极权主义的一种具体形态，是“西方传统在历史篇章中不可割裂的那一部分”。⑩它既是欧洲民主主义传统秩序的一部分，又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卢梭的政治理论和雅各宾党人的政治实践、巴贝夫主义的拓展，使其成为一种现代极权主义民主的诱人形态。(11)塔尔蒙后来在考察19世纪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民主时，同样明确地指出了救世主义冲动的极大影响力。20世纪，纳粹主义上台、政治仇恨流行，既是因为国家的性质，更是因为人们对理性主义、个人自由的诋毁，极权主义民主才占有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