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理论的反思与重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飞岸(1979- ),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近30年是民主在全球突飞猛进,民众利益却受损的30年。原因在于指导民主化运动的自由民主范式本身存在着遏制民主的动机。当代民主化理论以自由民主范式为基础,致力于自由民主在全球的推广。自由民主在西方形成稳定关系是自由与民主长期斗争并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而民主化理论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自由民主却是一种将自由等同于民主的理论,一种“以民主之名”的自由化理论。本文在反思民主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替代自由民主范式的新方案,致力于恢复民主的本来面目,使民主化理论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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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82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主化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科中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从早期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期的民主转型理论到后期的民主巩固理论,民主化理论一直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促进问题。按照民主化理论的论述,民主的发展应该能增加民众的利益,并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治理。然而,随着民主化“第三波”,甚至“第四波”浪潮在发展中国家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发现民主并没有与大众利益的增加和国家的有效治理呈现出稳定的相关性。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践效果来看,其主要成果仅仅表现为“选举民主”的确立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前者尽管赋予了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矛盾和形成不同阶级和族群之间共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利润分配方式,这种选举权的竞争反而使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矛盾显性化,因而频繁在发展中国家引发暴力冲突。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是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策略的一部分,随着“第三波”自由民主的推进以新自由主义规范药方的方式在新生民主国家推行,在方便各国精英积累财富的同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原本就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而对这种生存困境的不满和改善这种困境的期待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渴望和支持民主制度的初衷。于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越来越像一场华而不实的时尚游戏,它困扰着已参与者,诱惑着未参与者,但这场游戏的结局似乎并不指向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治理。随着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丛生导致民主国家内部出现治理危机,很多人开始注意民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新生民主国家的民众普遍表现出对多元主义未能改善其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和生存状况的不满,这导致仅注重于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民主化理论家对此回应乏力”。①

      2012年,美国著名的民主化及对外政策领域研究专家、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在《民主促进的概念政治》一书的序言中谈到了民主化研究的理论困境。他指出,尽管近两年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有所进展,但并不能缓解人们对民主衰退的忧虑和对民主化理论合理性的质疑。最近几年,美国的政治科学家开始关注民主化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这些应对方案仍然局限于自由民主的视野。他们将研究关注点集中于政策的推广和实施,很少有人考虑到这些不成功的实践可能源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概念框架本身存在问题”。②来自理论和概念框架的问题需要在反思范式瓶颈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二、民主化理论的反思:自由民主范式的误区

      无论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领域民主概念具有怎样的争议性,一进入到民主化研究领域,民主就毫无争议地被理解为单一的自由民主模式。③在自由民主范式中,民主采用的是最低限度的来自于熊彼特的定义,即“民主的本质就是选举”,④一个国家只有实现了公平的竞争性选举,它才可以被称为民主国家。

      民主化理论的自由民主范式客观上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民主化理论将自由民主在西方发展的动态平衡的历史过程变成了静态的制度移植方案,这便利了自由民主的推广,却不利于自由民主的实现;第二,民主化理论的自由民主概念混淆了自由与民主的区别,其实质是一种用自由替代民主的理论,从某种程度可以说民主化理论实质上是以民主冠名的自由化理论。

      自由民主范式在民主化理论中表现的这两个问题,造成了民主的去历史化、去社会化和去平等化,它使民主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分离,将民主最本质的平等内涵和民主在现代社会复兴最基本的再分配功能降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以自由民主为规范的拉美和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种符合精英利益,因而被精英所接受和主导的转型。这一转型以否定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和全面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造成了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联姻、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联盟,政治民主化过程变成了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垄断集团合法化的过程。

      民主化理论家很快发现了这些危机,并在解释和试图解决这些危机的动机下建构了民主巩固理论。民主巩固理论最大的成果是将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分离,将危机的原因概括为自由民主的缺位。⑤

      表面上看,民主巩固理论似乎找到了解决民主危机的药方,因为它能够在出现治理危机的选举民主国家找到很多非自由民主特征的经验数据去不断验证其理论的合理性,但这一分析其实并没有接近问题的实质。首先,它是一种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并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因而至今无法找到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切入点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它用自由民主范式去解决民主自由化本身引发的危机,无法解决平等缺位的民主所造成的民主精英化问题,而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遭遇治理危机的国家无一例外都表现为民选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进而片面追求短期市场效益和高额利润,对市场外部效应和大多数民众及边缘群体的社会和生活需求回应乏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新生民主化国家存在的问题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民主自由化的问题,是自由民主范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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