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教育的社会批评及政治干预变得越来越强烈。教育不断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与指责，并翻来覆去地接受改造和实验。似乎社会发展中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教育改革的缺乏或不够。于是，教育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使教育发展始终处于“被改革”状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基于“新右派”政治立场的教育改革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风向标，决定着当代教育改革的政策走向。这种“倒退的改革”严重缺乏专业性品质。其简单、片面、错位的改革立场与路线违背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原则及多样化、个性化、过程性逻辑，加剧了教育的冲突与分裂，造成了教育发展中排斥性与失衡性立场、强制性与功利性政策的困扰。 一、“新右派”的崛起及其“教育危机论” 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自此以后，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时期，并始终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状态。经济滞胀、垄断地位下降、竞争力衰退、债务危机、恐怖袭击等等，使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民主主义立场、自由主义信条、福利社会制度连连受挫，并遭到猛烈抨击，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使“新右派”队伍不断扩张与壮大，成为英、美等国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政治势力与思潮，并成为当代西方政治舞台的主角。作为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联盟，“新右派”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尽管不同党派轮番执政，但“新右派”的政治立场却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思想。“新右派”的宗旨在于通过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确立强硬的立足于国家主义与市场逻辑的政治管理制度，以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战胜对手，确保霸主地位不被颠覆。作为一种致力于国家、民族昌盛与强大的政治联盟，“新右派”似乎拥有一种难以阻挡、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仅主导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制度的形成与走向，而且控制着教育发展政策尤其是教育改革的基本立场、标准与方法等。当代美、英等发达国教育教育改革主要受制于“新右派”的教育立场与逻辑。“教育不仅被这些右派主义浪潮拉着走，而且它在形成这些浪潮中事实上充当主要角色。”[1] 作为危机时代的产物，“新右派”视野中的教育充满着混乱与错误、落伍与失败。于是，“新右派”猛烈抨击学校教育，极力渲染教育危机与失败氛围，强化人们对“软弱无力”教育的批判性与颠覆性立场及迫切的改革诉求。受制于“新右派”的政治立场及影响，当代美国教育的发展始终笼罩在“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紧张气氛中，不断遭受来自社会各界强烈的责备与诋毁声音。教育改革的呼声铺天盖地、连绵不断，似乎学校教育一无是处、难当重任，必须推倒重来。对此，美国当代批判教育学家迈克尔·W.阿普尔曾指出：“我们正处于教育思潮的‘反动’期，到处充斥着‘教育失败’的言论，诸如高辍学率、读写能力的滑坡、教学纪律的散漫、教育标准的缺乏、不能教给学生‘真的知识’和就业技能，以致于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太差等都成为对学校进行抨击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又被认为是导致生产率低下、贫穷失业乃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源。”[2]于是，美国学校教育陷入了四面楚歌、异常狼狈的窘境中。软弱无力、质量低下、无所作为，成为美国人对其学校教育的基本判断与印象。对教育不满意、给教育“开药方”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基本状态与习惯。几乎所有的美国公民对学校教育质量都感到担忧，并对学校教育提出尖锐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教育太迎合年轻人的一时兴致和眼前利益了，陷入肤浅的甚至轻浮的‘生活适应’计划。”[3]据此，有人主张“进步主义的、学生中心的教育已经失败，国家需要的是回归到更为正规的、教师主导的、‘无废话’型的学校教育。”[4]显然，对学校教育的批判与否定，是当代美国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此起彼伏、没有限度的教育改革运动。可以说，对学校教育没完没了的批判与过度化的改革自1958年以来始终如此。 无疑，当代美国教育改革不仅有广泛的“右派”背景与基础，而且始终处于“向右转”状态，其着眼点在于颠覆“软弱无力”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及其失败的教育实践。具有典型保守主义特点的要素主义教育哲学是二战以来美国教育改革政策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正是要素主义教育立场开启了美国当代教育改革政策“向右转”的征程。要素主义者批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以所谓的兴趣、自由、体验、主动性为借口，放宽了标准、降低了要求，以至于“长久以来，美国的教育理论从它的语汇中勾掉了‘纪律’一词……甚至把未成年学习者选择他要学习的东西的权利推崇备至。”[5]要素主义教育家里科弗认为：“在我们社会里，儿童并不被鼓励获得严格的学术性教育。不用受多少教育，就非常容易生活得很好……这种缺乏学习动机的情况是危险的。”[6]美国教育的缺陷就在于对高水平智力训练的漠视，只强调学习实际知识而忽视基本原理的掌握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因而，他极力主张严格的学术性教育，并将其视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另一位要素主义教育家贝斯特指责进步主义教育扰乱了学校课程，降低了教育效果，以至于引以为骄傲的学士帽、学士服“成为漫画家作为愚蠢和无能的公认的象征。”[7]20世纪80年代后，右翼势力集团对教育的批判与否定之声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并不断地提醒、告诫人们：“失业为什么存在，工人特别是处境不好的工人为什么动力不足，美国为什么不断地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失利，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美国学校的失败。”[8]美国政府也强烈地感受到教育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后果，不断强调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基于教育危机的改革文献，如《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983)、《国家仍处于危险中》(1998)、《我们的学校与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处于危险中吗？》(2003)等。在这些改革报告中，改革者没完没了地罗列教育中存在的诸如学生学业水平低、基本训练缺乏、学术能力差等方面的“危机指标”，抨击所谓平庸的、效率低下的、没多大用处的学校教育，并郑重地警告人们“历史不会怜悯无所作为的人”，危言耸听地警示人们“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的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9]以强化人们的教育危机、教育失败意识及教育改革的紧迫意识，赢得人们对政府教育改革方案的认可与支持。 二、市场逻辑与国家标准：“新右派”的教育革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