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教育演进过程中三重价值取向的交互作用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晓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能力主义、社会资本和差异补偿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以此三重价值取向来分析我国教育演进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有利于深入理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科学决策。优先工农的教育政策中体现着差异补偿,但基本是在能力主义的前提下实施的。干部子弟学校的取消,目的在于限制特权势力,重点学校虽以能力主义为基础,差异补偿和社会资本均参与其中。取消学校考试制度导致能力主义的缺失,而特权势力的介入,必然导致大学生推荐制度瓦解。我国的高考制度是一种根据学习成绩优先录取高分考生的选拔考试,基本排除了家庭出身等遗传因素,因此可以保证社会的基本公正。本来具有促进教育平等意义的高校扩招,由于经济取向的过度干扰,必要的补偿机制又未能及时跟上,其促进平等的目标还任重道远。虽然一些教育优惠措施体现了补偿原则,但却是起点差异极大现实上的补偿,还不足以保证平等。择校的潜规则就是权力、人情加金钱,这是导致择校热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社会不满的本质原因。建立以能力主义和差异补偿为基础,限制社会资本滋生的教育政策系统当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愿景。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应当并行不悖。以能力主义为基础,兼施差异补偿的高考模式,可能是促进高考制度更加公平的一种改革思路。一种教育制度与人事制度相互衔接的新制度体系,立足于能力主义,学而优者通过严格考试可直接录用为领导干部或高层管理人员。我们应当将效率限定在经济范畴之内。而在判断平等与公正时,可以采用能力主义和差异补偿的价值工具:只有在能力主义的基础之上,教育平等才可能实现;只有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采取差异补偿的措施,教育公正才可能存在。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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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2)04-0005-15

       我国教育历史悠久,但现代教育系统却是发端于西学东渐。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可视为我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之后,西方教育思想和价值观与我国传统教育价值观便不断融合与冲突,形成今天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错综复杂局面,乃至教育决策中无法准确地进行政治定位。

       当前教育平等和公平的讨论逐渐热烈,特别是关于平等与效率、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关系问题争论不休,其原因是我们往往从单一维度来认识问题,因此难免出现偏颇。本文便是尝试以能力主义、社会资本和差异补偿的三重价值取向来分析我国教育演进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以期深入理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科学决策。

       本文第一节对能力主义、社会资本和差异补偿等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简要阐释;第二节尝试以三个基本概念为工具,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若干教育政策;第三节主要分析后30年,特别是当前的教育政策;第四节着重于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一、基本概念阐释

       能力主义、社会资本和差异补偿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近年来逐渐为我国学界所熟悉。但这些概念又多有歧义,因此在尝试以其为分析我国教育演进的工具之前,须进行简要阐释和界定。

       (一)能力主义

       能力主义(meritocracy)源于拉丁语meritum和希腊语κρατο的组合。前者指人们值得享有的成果或收入,后者表示勤奋或努力。能力主义,或译作唯能主义,甚至直接用精英政治表示,因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1958年的一部题为《能力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的著作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概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社会的权力由哲学家等优秀人才掌控。但是在西方封建社会,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完全是在贵族内部世袭和继承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从理论上打破了封建世袭制度。马克思“多劳多得”的思想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法国社会学家布东(Raymond Boudon)设想,在一个称为能力主义的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仅仅取决于受教育的水平①。迈克尔·杨想象,能力的逻辑在2033年的社会被推展到极端,因此需要创造“能力主义”这一新概念来表示这种社会:每个人的地位完全依赖于自身的才智与努力。迈克尔·杨认为,“才智加努力为才能”(Intelligence and effort together make up merit(I+E=M))②。

       一般来说,能力(competence)也是知识,只不过这种知识与行动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四种知识最为重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为什么,知道如何做,知道为了谁。而“能力就是以知识为基础,并在特定场合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者说“能力是为着达到特定目标而显露的特殊才干或技能”③。但是能力主义中的能力(merit)与一般的能力有所区别,它包含某种先天因素的才能和后天的个人努力。一个社会的有效性,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能力。学校的重要作用就是开发、鉴别每个人的能力,并加以排序。

       能力主义虽为西方社会学的概念,但我国的能力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孔子时代便崇尚“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但并未产生切实可行的选官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既是士族豪门对官员选拔的垄断,又是对读书人学习进取心的极大伤害。科举制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以自我修养为主的学习境界提升为对做官的追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稀罕,但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选官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平民子弟求学的动力,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梦想也成为读书人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科举考试原则也为近代欧美国家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相当于社会网络以及共同的规范、价值和信念。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发表了一篇短文《关于社会资本的临时笔记》,首次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系,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④也许是不经意中的理论亮点不够辉煌,也许是法文著作的波及面太小,布尔迪约的新概念并未引起理论界的注意。

       一年之后,格伦·卢里(Glen Loury)把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⑤。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强调,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⑥。世界银行则认为:“社会资本指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质量与数量的机构、关系和规范。越来越多的客观事实显示,社会的聚合使社会经济得以繁荣和持续发展。社会资本并不是社会机构的简单之和,而是连接它们的坚实纽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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