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A·科尔曼是美国绿党运动北卡罗来纳分部的创立者、全美绿党纲领的制定者之一，《多棱镜》报纸创办人。科尔曼在其所著《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中，以犀利的眼光、严谨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批判了“浅绿色”环境观，并主张以“深绿色”环境观取而代之。 一、“浅绿色”环境观：西方社会的遁词 浅绿色环境观往往只看到表面的和直接的原因，把环境问题归因于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对技术发明和运用的失控以及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无度等等。科尔曼对此持保留态度，并逐一给予了批判。 1.“人口爆炸”：西方社会规避责任的“逃遁之路”。把环境问题归罪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膨胀，持这种主张的在环境思想界大有人在。如罗马俱乐部总裁奥里雷奥·佩切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以“共用地的悲剧”和“救生艇伦理”而闻名的美国生物学家哈丁，等等。 科尔曼揭示了“人口膨胀说”的虚伪性、表象性和历史虚无主义，指出了发达国家人口的高消费及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侵略，才是诱发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他以一系列科学的和历史的事实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破坏臭氧的氯氟烃正是从工业化国家的空调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产和各种喷雾剂中释放出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提供化学依赖性农业的鼓励性贷款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土，欧美国家的工业垃圾和夕阳工业大规模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与转移，等等。“快速增长的人口经常被列为环境破坏的头号原因，这一看法无视一个事实，即大量的环境破坏，尤其是大气污染和与有毒废料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人口稳定的工业国造成的”①。 科尔曼进一步指出，“人口膨胀说”的实质不过是为工业化国家的文化沙文主义寻求辩护：《人口爆炸》的作者保罗·埃里希为什么只描述新德里拥挤的街道，而不描写人种混杂的曼哈顿呢？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为什么将环境污染的配发照片聚焦在面带菜色、脸色饥荒的第三世界儿童，而不是伦敦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呢？其实，这两个不同问题的答案都是共同的，即意在为西方社会规避国内及全球环境责任找寻“逃遁之路”。因此，如果说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且只能是，“提高世界底层阶级的经济自足水平并增强其政治自主能力”②。 2.技术的背后：对“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贪婪。针对环境问题的缘起，不少人把目光锁定在技术本身而不是对技术进行运用的主体上。例如，美国女作家卡逊就把“寂静的春天”归因于农民运用的化肥和农药DDT，卡普拉的《转折点》认为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正在毁灭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把核污染、化肥、杀虫剂、洗涤剂、塑料、合成纤维、啤酒等技术载体看成是“吞噬着美国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等等。 针对这种对技术本身的无端指控，科尔曼考察了工业化以前古希腊人的“多元工艺”(深深地扎根于社群文化和伦理感受中的技术)，以及声名狼藉的美国汽车和石油业的发迹史，从中得出结论：技术只是一把“双刃剑”，其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在技术破坏环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资本对利润的片面追求。“资本主义的天生法则就是使经济活动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篱，不断求得增长，它的兴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务于日益扩张的经济。原先被视为罪恶的唯利是图成了头号的追逐目标，技术创新再不是置于护生的伦理框架之中审慎操作，而是一切唯提高生产工具的效率是从，自己变成了一个目的”③。 科尔曼进一步指出，“技术失控说”忽视了驾驭技术发展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割裂了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④。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技术本身的伦理或价值转向来拯救这个流血不止的地球，就无异于“仅仅贴贴止血胶布”，充其量不过是“以简单的办法去解决无边的问题”的乌托邦主义。要使异化了的技术发生再异化，就必须对其背后的牵引之手——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来一次彻底的“手术”，因为“对技术进行综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术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构建一套视野宽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只有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生态可续的技术发展才会有坚实的支撑”⑤。 3.消费者的“选择”：身不由己的“虚假消费”。把环境破坏视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在西方环境思潮中屡见不鲜。例如，在《改造社会》中，默里·布克钦就把消费者的横流物欲视为对制造污染的大公司的支撑；在《绿色生活方式手册》和《治愈地球病患的1001种方法》中，杰里米·里夫金则是把消费者看作环境破坏的主体，并以此为预设而展开其“节约”理论的。 科尔曼认为，将生态恶化归咎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本质上不过是“经验主义的感觉直观”。事实上，消费者的消费本身并不是自由或自主的。例如，消费者只能购买到统一以塑料而非玻璃容器包装的牛奶、化学合成的而非生物降解的洗涤产品、服用激素和抗生素长成的而非自然喂养的猪肉、依靠化学肥料而非有机肥生长的农作物产品，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消费者的选择说到底不过是公司的选择。因为工业产品的均一化、模式化、齐一化和标准化使得消费者毫无任何选择性的自由。与其说消费者在选择商品，还不如说公司在选择利润。事实上，消费者也和环境一样，都只是工业资本一味追求利润的受害者。“要对环境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就必须问清，是哪个环节的决策酿成了污染。答案很清楚，此类决策多由产业界和政府做出。在许多情况下，留给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不过是在同样危害环境的诸种方案中做出选择而已”⑥。因此，将环境污染的罪名强扣在消费者的头上，其用心同样是在为工业资本家的破坏环境开脱罪责，其逻辑进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的消费者，因此，我们每个人作为消费者都同等程度地参与了生态破坏，也就都同等程度地负有相应的责任；由于“法不责众”在全球社会的普遍有效性，人人有错就等于没有任何具体的机构或个人来承担责任，因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溜之大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