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念的误解 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通常被界定为“社会历史”批评，这不是从经典作家的意见中概括出来的，而是从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里引进过来的。这种界定，表面上看有一定合理性，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文艺批评观中，确有重视社会和历史因素的成分。但是，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也未能揭示出马克思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缺乏深度认知的误解。这种界定，把马克思的批评方法简单归结为“宏观批评”或“外部批评”，把马克思的批评理论等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其潜台词乃是认为马克思的批评理论缺乏艺术和审美维度。显而易见，如果把马克思的文艺批评方法说成是“社会历史”批评，那么，它就与马克思之前的意大利维柯、法国启蒙学者以及丹纳和巴尔扎克等人的批评理论，拉不开距离，划不清界限了。这种界定，容易为那种照搬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进行断章取义式的庸俗阐释和教条化批评提供平台。 与此相关还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把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基本模式界定为“意识形态批评”，认为此种批评主要还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内确立的。同时认为由于“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系统中十分复杂，因之，相应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框架内确立的“意识形态批评”，也具有多种多样的理论形态。这种观点触碰到文艺批评与社会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历史唯物主义成分。但是，由于它认为马克思的文艺批评基本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内，并将之定义为“意识形态批评模式”，这仍是没能抓住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要领，而且让人感到纯“意识形态批评”有忽视文艺自律性和审美特殊性之嫌。 理论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界定为“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把这作为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本质特征。这种界定倒是从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抽出来的，也接近于马克思文艺批评方法的一些特质。但是，是否可以将之概括为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尚需研究。 我们先从引述“美学和历史的”的文本考察起。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评论歌德的时候，曾谈到自己“决不是从道德、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①。这是恩格斯首次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这一提法。十二年后，恩格斯在评论斐·拉萨尔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时候，又用了这个提法。他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②这两段话，都提到“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但是从其提出的上下文含意和历史语境来看，它显然不是一个泛称，不是对其根本方法的界定，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比较中强调一种“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衡量“标准”与“尺度”。也就是说，其重点是在谈论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并且是针对那些相对狭隘的“道德”、“党派”、“政治”的以及抽象“人性”的观点而言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确切讲是批评标准中的两种，当然是最切合文艺之本性的两种。 反过来讲，从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基本精神和普遍本性看，其所强调的“美学和历史的”这两种观点，并不必然是要排斥“道德”、“党派”、“政治”以及“人学”观点的，抑或说它们之间作为“标准”和“尺度”只是高低、宽窄、大小之分。不能否认，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活动本身，有时也会带有“道德”、“党派”、“政治”和“人学”观点的成分。以“道德”标准为例，马克思实际上就批评了费尔巴哈学说是用预设的“应有”不加分析地、非辩证地批判一切“现有”，结果陷入道德至上主义，其理论也必然充满道德救赎的意味，具有浓厚的空想性和浪漫性。马克思超越了纯粹道德批判的狭隘视阈，秉持的则是历史分析和道德批判相统一的立场。这一点，我们透过他对欧仁·苏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等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批评精神的辩证性和现实张力。由于马克思将道德批判置于新历史观之上，完成了道德批判从抽象到科学的转换，所以，他的道德批评也变成唯物史观的一个视角。 从文艺批评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事情就更加清楚。众所周知，最早提出“历史和美学的”观念的，并非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文艺作品应如何处理历史或异域题材时说：“我们在这里应该从历史和美学的观点对法国人提出一点批评，他们把希腊和罗马的英雄们以及中国人和秘鲁人都描绘成为法国的王子和公主”③。这里，黑格尔把“历史”的观点放在了“美学”观点前面。可是，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别林斯基，就把“美学”批评放在了“历史”批评的前面。他在《关于批评的讲话》“第一篇论文”中说：“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用不着把批评分门别类，最好是只承认一种批评，把表现在艺术中的那个现实所赖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面都交给它去处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④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之前还是马克思的同时代，都有美学家和思想家强调“美学和历史的”批评问题。尽管谁把“历史”放前、谁把“美学”放前有所差别，但他们都起用和张扬这两方面的标准，则是确定无疑的。此情况至少说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独有。同时也说明，这两个标准固然重要，可毕竟不是标准的全部，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所有内涵及批评观念的所有方面。如果批评标准中仅限于这两点，其他各种价值和功能都融入“美学”和“历史”的标准之中，那么，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就会显得太过狭窄。由此看来，即便承认经典作家的批评观受了黑格尔、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但把“美学和历史的”的标准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仍未将其根本特征反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