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2-0069-08 一 “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人生论艺术美学思想的一种重要学说。它以美的艺术精神为标杆，主张艺术、审美、人生的统一，倡导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贯通。 从理论史来看，“人生艺术化”的相关理论表述初萌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较早提及了“生活艺术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做艺术家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Beautify，使人家忘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法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①稍后，宗白华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等文中，提出了“艺术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艺术的人生观”、“艺术的人生态度”、“艺术品似的人生”等与“生活艺术化”相关的概念。他说：“唯美主义，或艺术的人生观，可算得青年烦闷解救法之一种。”②艺术人生观“就是从艺术的观察上推察人生生活是什么，人生行为当怎样”；艺术的人生态度“就是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③。“生活艺术化”口号的始作俑者是欧洲唯美主义思潮。唯美主义作为现代文艺思潮的先驱，主张纯艺术和艺术至上，要求通过艺术对生活的美化，来解脱生活的平庸、鄙俗和痛苦。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的实践主要是对生活环境、日常用品、人体等的装饰美化，侧重于形式。田汉、宗白华的相关思想受到了唯美主义的影响，均强调艺术高于生活的特质和解脱生活痛苦的功能。但宗白华与唯美主义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艺术除了解脱人生痛苦的消极功能以外，更有“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④和使生活“理想化，美化”的积极功能⑤。这些表述虽缺乏翔实丰满的论证，但从概念表达或精神倾向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的最初萌芽。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的核心精神奠基于梁启超。长期以来，梁启超与王国维被区分为中国现代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艺术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无论对于梁启超还是对于王国维，这样的看法都有偏颇。中国现代艺术审美精神直接受到西方现代美学理念的影响，特别是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但是，从王国维始，审美“无利害”就已经转换为“无用之用”，从而由康德意义上对审美活动心理独立性的本体规定，转向对审美活动的价值功能的探讨，也就由纯粹的审美之“情”，转向以情为中介的真善之“美情”。王国维确实说过“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的名言⑥，但不等于他是主张唯美的。王国维是以艺术境界融涵人生境界，将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统一。在他那里，西方现代艺术审美精神和中国传统艺术致用理念就已经交缠在一起，并对以后中国现代艺术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论艺术与美学思想的重要始原。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由前期对文学政治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对艺术和美的价值意义的追寻。他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不仅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口号，还将其精神阐释为“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相统一的“趣味主义”。趣味这个范畴非梁启超首创，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美学理论都有使用，但梁启超是中西艺术与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趣味从纯艺术领域和纯审美领域拓展到人生领域的美学思想家。他提出趣味具有“生命”、“情感”、“创造”三要素，其实质就是与功利主义根本反对的不执成败不计得失的不有之为的纯粹实践精神，是一种责任与兴味相统一的艺术化生命精神。这种精神倡导小我生命活动与众生宇宙运化之“迸合”，从而创化体味大化“化我”的人生“春意”。因此，梁启超的“生活的艺术化”并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创化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活动的美与诗意。由此，梁启超奠定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精神的核心旨趣，即以无为品格来实践体味有为生活，追求融身生活与审美超越的诗性统一。 1932年，朱光潜发表了他的早期代表作《谈美》，其中专列了“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节。自此，“人生的艺术化”的提法被确定下来，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他将其表述为“无所为而为”的“脱俗”的审美精神。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⑦。朱光潜的思想主要承续了梁启超的致思方向。他将“趣味”转换为“情趣”，“生活的艺术化”转换为“人生的艺术化”，“无所为而为”转换为“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这不仅仅是字面的承续与变化，更是内在情致上的承续与发展。梁启超是提情为趣，强调在不有之为的纯粹生命实践中大化“化我”，创化体味人生之“春意”；朱光潜则主张化情入趣，强调在生命实践中融创造与欣赏、看和演为一体，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中实现真善美的贯通。朱光潜之后，20世纪30至40年代，包括丰子恺、宗白华等在内的诸多艺术家、美学家，均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涉及了此命题，并共同丰富拓深了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与精神特质。如丰子恺强调通过“真率”的艺术态度与精神来建设艺术化的人生。宗白华则借“韵律”和“意境”将宇宙真境、生命至境、艺术美境相贯通，提出至动而韵律的生命情调是宇宙的最深真境与最高秩序，也是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从而深化丰富了他早期关于艺术化人生命题的初步诠释，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中最富诗情的华章之一。 二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以美的艺术精神为标杆，主张真善美之贯通、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融通。这种理论取向主要体现在哲学、审美、艺术三个互为联系的维度：在哲学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审美生命建构及其诗意价值的追寻；在审美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真善美相贯通的美的本质、理想、价值的思考；在艺术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趣味(情趣)”与“意境(境界)”的标举。 对生命审美本质及其诗性价值的追寻，构成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的基本哲学维度。出入相谐、有无相生、现实生存与诗性超越的统一，则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 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的视野中，主要在于人的生命的精神性。“人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⑧，即人有“自由意志”，“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⑨。梁启超把人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他认为人首先是动物，因此，人首先就要有物质的生活，需要“穿衣吃饭”等等，以“求能保持肉体生存”。同时，人又不甘于成为物质的奴隶，因此又要追求精神的生活。精神的自由就是不受物质的牵制而独立，就是要养成自由意志，“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⑩。西方康德哲学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要素，相应地也就有了科学(理性)的判断、道德(意志)的判断和情感(美)的判断。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理性判断与意志判断的中介及其扬弃，惟有通过审美判断的桥梁才能实现人性的和谐与自由。康德的观点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论者所普遍接受，他们都赞同“真善美三者具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11)。但是，他们从康德那里吸纳的主要不是真善美的分离及其审美观照的纯粹意义，而是把美视为生命启真涵善的重要基础与必要条件，主张真善美贯通的诗性生命与诗化人生的建构：“‘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12)“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13)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命，成为对生命本质的基本规定，这也构成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的重要特征。这种艺术化的生命本质，梁启超以“无所为而为”来概括，朱光潜以“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来概括。梁启超讲“无所为而为主义”就是孔子的“知不可而为”与老子的“为而不有”的统一，即个体生命不执成败不计得失，在与众生宇宙的“迸合”中创化体味生命的“春意”。朱光潜把人生分为创造与欣赏、看戏与演戏两种状态，主张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从而达成“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的自由境界。丰子恺把人生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三种形态，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他认为艺术的低层次是艺术的技巧，而艺术的最高点就是艺术的精神，与宗教相接近，也就是“化无情为有情”的“物我一体”的人格境界与灵魂超越。宗白华则把“情调”与“意境”视为宇宙真境、艺术美境、人生至境的源泉与依据，深沉阐释了生命“至动而有韵律”的诗意本质。“人生艺术化”学说在本质上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境界(14)，追求一种“宇宙未济人类无我”的生命精神(15)。它的落脚点是为，不是无为；是入世，不是出世；是脱俗超越，而非厌世弃世。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主张出入相谐、有无相生，把艺术精神与生命理想相贯通，入可合一精进，出可观审自得，从而达成现实生存与诗性超越的张力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