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绍介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的背景与概况 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乃至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都与我们在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之后，在文学、文化领域坚持实行“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不无关系。在新时期文学初步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1979年，邓小平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不失时机地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这给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在立足于创造的基点上借鉴外国，既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又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绍介、研究与借鉴，正是借此在八十年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在新时期的绍介与引进，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首先表现为译介数量的由少到多。八十年代初期，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的译介数量既少又不够系统，多数是以单篇译文的形式散见于有关的理论刊物和理论译丛，如当时“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现名“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期刊《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的《外国文艺思潮》等。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强和理论研究的需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新潮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关西方现代文学和美学的单本译作和系列译丛都纷纷涌现，译介的对象和范围也几乎涵盖了现代西方各个文学思潮和流派。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同样表现在译介质量的由低到高一方面。早期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绍介，多限于外国文学工作者的选译等转述，而且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不无隔膜；后来，一些精通外文的中青年理论批评家或参与译介或参与编选，使西方现代文学新潮的译介逐步正规化、系统化，并日益切合国内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需要而发展。 在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与走向的研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方面，有评介某一流派的专著、专辑，如《新批评——一个独特的形式文论》（赵毅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也有综评诸多思潮、流派与方法的论集，如《国外文学新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思潮》（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随后，还出现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评与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美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史类专著，如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胡经之、张首映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法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这些论著在全面占有资料和客观评述对象上各有自我识见，反映了我国学者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与美学思潮研究的新的进展。 译介是为了引进，借鉴是为着创造。随着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的趋于广泛和深入，理论批评工作者也借此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其中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更以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有益成分的吸取与借鉴，在理论批评的观念与方法上表现出较大的更新，从而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呈显出生动活泼和“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二、科学主义思潮：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系统论及其他 现代科学主义是以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学、美学思潮。属于这一思潮的文论派别，主要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分析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释义学等。本世纪中期之后兴起的系统论美学，也往往被看作是这一思潮晚近发展的一个支脉。以上这些思潮、流派在新时期中都有大量的绍介与引进，并在理论批评中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作用。比较而言，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等流派译介得更为集中，形成的影响也加显著。 形式主义作为语义学美学的滥觞，其理论源自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在该书中对语言作了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区分，俄国的形式主义由此得到启发，突出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史和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学两个角度，并涌现出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雅克布森、波格丹格夫等代表性的文论家。这一流派的许多学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分散到布拉格、法国和美国等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相继促进了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论流派的发展。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出版。俄苏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性著述，则有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与形式主义有关的文论流派的译著，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新批评文集》等。 形式主义文论家重在研究作品的艺术形式，以对作品的语词构造、语义特色和叙事情节等文体构成的剔隐发微见长，他们把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指出的隐喻、转喻、象征、词语、对话等概念，强化文艺学的内在性，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手段，但过于强调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的决定性，却使形式主义明显存在着泛语言主义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文学研究的自我封闭。 文艺符号学与形式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它在注重作品本身的研究的同时又具有分析哲学的浓厚意味。这一文学、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和美国的苏珊·朗格。卡西尔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都有中文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人论》，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了《语言与神话》，华夏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了《国家的神话》，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符号·神话·文化》。苏珊·朗格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是《艺术问题》和《情感与形式》，两书的中文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3年和1986年先后出版。
